一位中國老作家死了,全國對這位老頭子的「評價」,是「他最大的貢獻是他說了真話」。

看見這一句,笑得眼淚四溢。一個十三億人口的大國,地位最高的所謂「知識份子」大師,其畢生最大的功業,竟然是「他說了真話」。正如紀念愛因斯坦,大科學家畢生最大的貢獻是「他告訴世人一加一等於二」;表彰史提芬史匹堡,大導演畢生最偉大的貢獻是「他拍出一套事清晰的十分鐘八米厘小電影」;或者讚揚歌唱家帕伐洛提:「他畢生最大的貢獻是能夠發音正確無誤地說出一句完整的意大利文句子。」

如果一個知識份子最大的貢獻是「說真話」,那麼「你阿媽係女人」就是人類文學藝術之中最感人的一首詩。難怪中國從來沒有人得過諾貝爾文學獎(以小說《靈山》奪獎的那一位,是法國人),包括這位眼巴巴望諾貝爾獎的老先生,諾貝爾評審委員會還是有眼光的。

作家是不是一定要「說真話」?哈利波特小說系列,通篇妖巫邪盜,沒有一句是真話。《愛麗絲漫遊仙境》,講一個小女孩追逐兔子闖進一個秘密的王國,也是信口胡吹。斯理小說,主角上天下地,坐太空船回到未來,沒有一句是真話。「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黃河是從天上來的?李白也是個吹牛皮大王。

作家不必說真話。不管真話假話,只問話說得動聽不動聽。一部精采的作品,讀者不理會通卷是真話還是假話。在一個文明的社會,作家擁有在創作中說假話的自由—成就一本作品,不是寫日記,也不是向神父告解,真話不真話與市場無關。

如果《哈利波特》的作者勞琳,不必奉命在泰晤士報發表專文:「堅決擁護首相貝理雅出兵伊拉克剿滅邪惡軸心」、「堅決支持貝理雅深化市場經濟」、「堅決擁護在倫敦建一座世界級的摩天輪」,雖然在讀者的眼中,伊拉克的侯賽因確實該打,市場經濟正確,摩天輪建起來,確實為一座真正的國際城市錦上添花,這些觀點全部是真話。

這位老先生的「作品」,之不太令人發生興趣,在於原來他畢生最大的貢獻是說出「太陽是應該從東邊昇起來的」,這是對讀者,也是對他所屬的那個民族的一種含蓄的侮辱。人生很短,偉大的作品太多了,聽一個作家或一個國家無病或有病沒完沒了的呻吟,令人太厭倦。《哈利波特》第七集不知何時問世呢?
特區外籍英語教師紛紛離職,因許多外籍教師不滿校長與教師開會時全以廣東話對白,備受冷待,教統局常秘羅范椒芬則狠批學校「不尊重外語教師」、「有外籍同事在場,應該用英語溝通」、「要創造英語環境」云云。

「羅范」的言論,配合「港英餘孽」回朝,相當識時務。然而就在短短幾年前,特區廉價民族情緒亢奮,人人擁護「母語教學」,影響之下,開會有「鬼佬」在場,一批黃臉孔盡皆「當鬼佬隱形」,全部中國話對白,吐氣揚眉,當家作主,正是「體現主權」的表現。如有人開口講英語,豈非「懷念殖民地」的漢奸?有土共聲稱: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為甚麼要特別遷就「白皮豬」?鬼佬入鄉隨俗,為甚麼他們不能學講中文?

「母語教學」,七年埋單,換來五成外籍教師離職的驕人成績,這正是拍手叫好的天大好事。「羅范」又怪責教師沒有「創造英語環境」了——曾蔭權幾年前不是曾經建議:「行政會議」開會,全用英語對白嗎?上行下效,這就是「創造英語環境」的「強政勵治」了,但此議遭土共攻擊,不了了之,現在沒有了「英語環境」,洗脫國恥,從此漢奸絕,求仁得仁,「羅范」應該率領土共們燒鞭炮切燒豬以慶祝才對。


聘請外籍教師來特區,施政報告曾有「一校一鬼」的政策構思,豈知尚未「落實」,「鬼師」爭相逃亡,因為這本就是狗屁不通的屎計。因為中國人對外面的世界缺乏認識與溝通的興趣,即使身為少數,在歐美也形成講台山話福州話的「唐人街」,何況在特區,輪到「鬼佬」為少數,學校教師在休息室,講打麻雀,論說《大長今》劇情,爭論方力申與阿嬌之戀情發展,本地話題豐富,哪有興趣與駐校的外籍教師「溝通」?「溝通」甚麼話題?問一個英國教師何謂上下議院,還是與一個美國教師討論「蓋提斯堡宣言」?向外籍教師了解曲棍球的規則,還是談論貝理雅的新工黨理念?

特區中學的英語教師都很孤獨,正如大學的許多外籍交換生,也絕少與本地大學生往來,因為華人喜歡生活在他們自己的圍牆之內。

「外籍教師」計劃不過是施政文件的「吹水」,成為學校伸手要資源的藉口。校長和教師都不懂如何與外籍教師融合,這個中國小農的超級唐人街,又何能自喻為「亞洲國際都市」?

外籍教師走得愈多愈好,筆者私下認識過幾位,都婉言勸喻他們早日「返祖家」,向他們解說華人的圍牆心理,最終協助他們認識到留在這個葉公好龍的「偽國際城市」並無前途。幾位外籍教師聽勸,都及早歸國。為大同世界,有機會,還是要做一點功德的,對不對?
小說家倪匡回香港,地動山搖的氣派,像一顆隕石重新墜落在這個小小的海港,比彭定康回來吃蛋撻更加哄動。

因為有整整一代的香港人,其實是「倪匡通識教育課程」的一條龍畢業生──小六的時候,讀完全套女黑俠木蘭花,跟隨木蘭花去非洲的獵頭部落、丹麥的哥本哈根、神秘的利馬高原、撒哈拉大沙漠追緝犯罪集團,高空喋血、亡命冰川,倪匡為小讀者上完了世界地理課。

初中的時候,誰沒有讀幾本「浪子高達傳奇」,水晶豔女、金球紅唇,跟隨浪子高達解開一個個女伴的胸圍扣子,慢慢游移檢閱一副胴體的海角天涯,用手電筒在宿舍的被窩裏吞口水看,倪匡為我們補足了性教育課。


然後是斯理全集:施換頭手術的獨裁者,歐洲安道耳一座古堡裏的迷藏地道,一座永遠上升的電梯,布達拉宮裏的天外金球,雨花台石的血紋揭示的一場生命之戰,在動物和植物之間的第二種人,太平天國的典故,炭裏的一段奇情,斯理的故事就是歷史、科學、玄學的一部小百科全書。

「回歸」之後,香港有一位政治人物的夫人得了一個花名,叫做A1號。原來四十年前,這個名字在倪匡先生的筆下早就有了,事見女黑俠木蘭花故事之《秘密黨》。A1號是發動暴亂的秘密黨首領的代號,佔據一幢大廈的十七樓深夜開會。一個黨員想退出,A1號下令左右把他從窗口扔了下去||當特區的A1號一度穿上了太空裝,令人想起倪匡非凡的想像,世上豈有如此巧合,一個虛擬的角色,許多年之後變成了一位名女人。

讀倪匡的小說,能不開卷即屏息,半途而閉氣,結篇而擊案稱奇。一件小小的怪事,一個無名的人物,一開頭就攝魄勾魂,那時物資匱乏,讀完幾冊倪匡小說,像乘搭泛美噴射機遊歷了半個世界,一百萬年的色相,前世今生的光影璀璨無匹,豔彩無窮,全裝在幾百冊小說裏,倪匡是華文世界中阿西莫夫、阿嘉泰克麗絲蒂、史提芬京的三位一體。一個腦袋裏星雲幻開,如何能編織出來一座宇宙的大花園,套用一句他常說的形容,真是詭譎之極,怪異莫名。

從來沒有想到過能見到這位奇士,直到與他擁抱的一刻,他的故事是如此令人垂淚,他的愛憎是那麼令人共鳴,恍如前世,似曾相識。當年他騎一匹瘦馬登上火車亡命南天,最感謝那匹靈馬不僅救了一條天才的性命,為全世界的華人帶來了一個亮晶晶的寶藏,那匹老馬到了何處?大作家還在,牠的天涯蹄印,沒入了命運天書裏的一片風沙。
新任律政司司長上台,畢業劍橋,形象精英,且出席過反釋法大遊行,民望鵲起,聲譽良佳,但是在記者會,被問及「人大釋法」問題,說了一句「會按良知辦事」,即遭到親中狂熱分子攻擊,指這位出身寒微的新秀「不尊重法治」。

身為律政司司長,剛上台就被炮轟為不尊重法治,是很大的羞辱。這位親中狂熱人士的意思,其實是指這位新秀司長「不尊重北京」。紅朝中國政治,絕不講甚麼「良知」,更無獨立知識分子的人格可言。毛澤東鬥垮劉少奇,發動禍害全國的所謂文化大革命,總理周恩來何嘗不知道這是瘋狂的行為,也一樣捧「紅寶書」高喊萬歲。開除劉少奇出黨的決議,由周恩來親自向劉某傳達,而且選擇在劉少奇生日的那一天,這位「人民的好總理」又何來的「良知」?反而膽敢刺殺暴君的林彪,孤高勇毅,絕地一擊,除了為了自保,或許還出於一點點人類的良知。在一個「人妖顛倒是非淆」的國家主管律政,一個受英式普通法訓練的專才,根本是文化大錯配,如果太講「良知」,則等待他的,是「咒念金箍聞萬遍」的宗族家法。對於這位「特區小馬哥」,親中狂熱分子及時跳出來叫陣,未嘗沒有好處,及時提醒了他,不管甚麼劍橋皇仁,至緊要做一個傳統的中國人。

「小馬哥」的困局正在於此。其實不必提升到甚麼中國家長制和英國法治衝突的文化層次,英國的司法訓練,也有一派理論,叫做「的士排隊法則」(Cab-rank Rule)——到天星碼頭看看,的士接客在排成長龍,搭客上車也要排隊。的士按照馬路邊畫的格子,先後三輛成一小列,哪一輛的士剛輪到哪一位乘客上車,但憑緣份,第一輛的司機,知道上車之後的乘客只去文華酒店,算一算只能賺十五元車資,不可叫他下車滾蛋,試試下一位乘客。所謂Cab-rank Rule,就是輪到你的乘客上車,司機沒得選擇。


英國的大律師比較信奉「的士排隊法則」,認為「替哪個顧客打工,就替他辯護」,不管這位顧客是不是聲名狼藉的大魔頭。然而美國的司法界還有一條理想:鑑於法律容易成為有錢人的工具,對於「的士排隊法則」不太認同,傾向相信律師和法官無論任何時候應該首要考慮受壓迫的階級利益,除了專業的辯才,面對財雄勢大的政府、銀行、跨國企業,他還要有「獨立的天職」(Duty of Independence)。

的士司機接客,有如輪籌子,但一位英國訓練的大律師精英是否願意出任一個以「農民革命」建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律政司司長,卻是自由意志的選擇。哪一個老闆出糧,替哪一個老闆說話,香港打工仔最緊要「有糧支」,而不是「有良知」。「香港良心」陳方安生的政治長恨歌,音韻悠揚,於今未絕,新的律政司司長不會聽不到的。難怪這位親中狂熱分子如此氣急敗壞,他的遺傳基因之中的君臣父子的政治嗅覺,令他馬上聞到「憑良知辦事」這句話的「反共反華」氣味,高度發達的小腦條件反射功能,促使他跳出來向這位新進精英發出第一炮,雖然立論不對,因為這位親中人士讀的不是法律這一行,但如果我是胡錦濤,我還是會獎賞他,並為中華民族永遠不缺奴僕和打手的大量「人才」而深感欣慰。

然而,單憑英式的「的士排隊法則」,吃誰的飯,替誰說的話,又是不是足以壓倒「良知論」?如果英國在這方面的論說是如此非黑即白之簡單,這個國家就不足以成為法治文化垂範全球的偉大搖籃。英國上議院大法官鄧寧勳爵(Lord Alfred Denning),一九九九年逝世,壽高百齡,被譽為上帝級的司法長老,不但在大西洋兩岸地位尊崇,生平經手裁判的大案無數,書寫的判詞經典甚繁。政府和民間許多重大的法政紛爭,一直上訴到鄧寧勳爵之手,鄧寧的最後裁決,真正一言九鼎,帝后王冑噤聲而失色。


鄧寧勳爵性好打抱不平,同情弱小,許多案子經他裁決,「人情」的考慮偏在「法理」之上,往往引起司法界和政界的爭議。鄧寧勳爵生平論著無數,尤專注研究宗教和法律的文化關係,他有一句斬釘截鐵的名言:「沒有宗教,就沒有道德;沒有道德,就沒有法律」(Without religion, no morality, without morality, no law)。良知正出於道德的判斷,鄧寧勳爵認為:當良知和法律衝突的時候,一個法律家應以良知為任,因為無論資深的法官和律師,他首先是一個知識分子。

特區新任律政司司長的困境,到這裏又加添了一重:既然鄧寧指出,道德和良知,源自宗教信仰,中國文化並無宗教,卻另有二千多年儒家的宗法信仰,孟子說:「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中國儒家信奉「王道」,此一「宗教」,開闢了「君臣父子」的另類道德,那麼以道德為源,「良知」為本,自秦始皇以來,繼朱元璋以往,承毛澤東的家天下以還,中國人社會侍臣應該信守的「良知」,與鄧寧勳爵追求的良知,是兩回事。

可是,這裏又碰上了新問題。連中國總理溫家寶也不得不承認,人權,是一種「普世價值觀」,所謂「普世」,亦即承認只有一種,尊崇人權,是出於良知的感召,那麼良知又何嘗能分甚麼「東西方」,何來有甚麼「帶有中國特色的良知」呢?

在二○○五年,出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律政司司長,在所謂的「國家」和「良知」之間,三千年烽火,八千里河山,應該如何取捨,恐怕不是一位四十出頭的「年輕人」所能負擔。


在荷李活大導演史丹利克藍馬六十年代的電影《紐倫堡審判》中,由史賓沙德利西飾演的美國大法官,奉派到紐倫堡的國際法庭,審訊四名納粹時代的德國大法官,他們曾經把猶太人「依法」判決送進集中營,四位前任法官一概辯稱無罪,因為他們不過是嚴格遵守當時的國家法律,而且猶太人後來被集體屠殺的命運,他們一概不知,也不能負責,因為這一切都是當時的「法治」。

但是他們還是被判有罪。電影最後一幕,史賓沙德利西飾演的美國大法官進監牢會見了其中的一個。這個被告,是四人中唯一有悔意的,他不但是法官,還是一位學者,戰前出版過許多關於人權的法律論著,他向審判他的人送了一套文獻。美國大法官收下了禮物,卻拒絕跟他握手,只冷冷說了一句:「你在作出這些判決的時候,你明知道他們是無辜的。」

的士司機在排隊輪到自己的那一個乘客時,必須遵守所謂Cab-rank Rule,為他服務,不應拒絕接載,但如果這個搭客剛偷了別人的錢包,司機看見了,要讓他上車,但應該把他載到警察局,這是「專業」和「良知」之間的正確妥協。

律政司司長的處境,比的士司機困難得多。「良知」如果是一把紅茶的茶葉,「法治」是沖葉成茶的一杯開水,在正常的情形之下,「國家」就是那一匙砂糖,而一篇精采的判詞,是送茶的兩塊可口的曲奇餅乾。但是,正宗地喝下午茶,往往是不放糖的,有時連奶也不加。出任律政司司長,或當一個大法官,畢生的功業不就像一壺悠長的下午茶嗎?拌動小銀匙,在杯緣靜靜地看一團乳白的星河泛起,攪拌幾沫微波。政治森林的千重機關,大千世界的諸般名相,老花眼鏡擱在一冊未讀完的卷宗之上,在世紀的冥想之間,窗外的暮色,卻已經默默地侵沒了那一片晴空慣看的玉壘浮雲。
兩年前的五十萬人大遊行,為甚麼唯一的「成就」,就是「秩序良好」,而且還「向世界證明」了香港的「遊行」是多麼「文明」?

一位朋友的丈夫,是阿根廷人,嫁妻隨妻住在香港。二○○三年七月一日那天,他與南美洲的父母通長途電話,告訴他街上大約有五十萬人在示威。他的父母嚇得在電話的另一端嘶喊連聲:「買機票,快,搭晚上的飛機回來!」

因為對於阿根廷人,五十萬人遊行,在熱血而浪漫的拉丁美洲,已經是一場革命,不可能沒有流血,政府不可能不垮台。三天之後,當這位阿根廷裔香港居民再給祖家打電話「報平安」,他的父母叫喊的聲浪更提高了一倍:甚麼?五十萬人大遊行,竟然甚麼事也沒有發生?你開玩笑吧?

五十萬人大遊行而「秩序良好」,如同新婚之夜,新夫婦規規矩矩地並肩乖乖睡,「甚麼事也沒有發生」。讚揚五十萬人的大示威「和平有秩序」,正如第二天清晨,向這對昨夜沒有盤腸大戰地洞過房的乖乖牌新婚夫婦頒贈一狀「最健康正派道德模範夫妻獎」。

兩年前的大遊行,當「司令部」宣布:示威人數有五十萬,此時民氣鼎沸,群情高亢,回頭看去,數不清的黑壓壓的一條巨龍,在大馬路上一直延綿到天邊。這是一卷血肉譜成的史詩。

在歷史上,已足以拆毀柏林圍牆、攻陷馬可斯政權、逼迫壽西斯古逃亡,或攻陷巴士底大監獄。五十萬人的大示威,就像一齣億萬金元大製作,電影不能沒有高潮,五十萬人一起操到政府總部,不立時推翻一個政府,也要把董建華迫出來,給香港人公開磕三個頭,簽下一張禍政認罪書,接受香港人的「十點要求」之類,然後民眾把政府總部的那道大鐵門拆下來,即使四周有軍隊包圍,因為這才叫人民力量,才叫做創造歷史。

但是兩年前的一個黃金契機,率領示威的組織,只把五十萬人帶到政府總部門口「靜坐」了一會,就「和平散去」。那天,我和你一樣,也在馬路的人叢裏,跟你一樣的振奮,我讀過一點現代史和社會學,滿懷期待新婚之夜的高潮狂歡。

哪知道最後,竟然「甚麼事也沒有發生」。就像躺在床上的那個新娘子,眼見身邊的人明明沒有喝醉,也沒有暗疾,卻莫名其妙地打呼嚕死豬般地睡過去了。春宵一刻值千金,身為新娘,又豈能不一生留下心靈的創傷?

雖然,後來董建華真的下台了,卻是兩年多之後胡錦濤的決定||雖然你的肚子終於還是大了,但卻是奉父母之命後來人工受孕的。

那一夜,你多麼希望他有所動作啊,只望有一點落紅,即使粗暴一點也好,但居然「秩序良好」,甚麼事也沒有發生。今年,你又叫我去遊行,那麼兩年前枉度春宵,你他媽的搵了我的笨×,這筆帳可怎麼算,叫我情何以堪?
曾蔭權爵士上台,中央主人有令,港英餘孽上位,「愛國」陣營「不要不服氣」,要遵守愛國組織紀律,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一定要全力支持曾許政權,不准嚕囌。

幾個月的「和諧」,終於出現變數。親中派奉命挺曾、容曾、忍曾,一口氣憋得很苦,曾許政權卻「愈來愈不像話」,竟然得寸進尺,任命一位曾經反釋法,並矢言「按良心辦事」的「特區小馬哥」主掌律政。一向親中愛國的鄔醫生維庸,這次終於快人快語,說出了千萬愛國親中同胞的心底話,指小馬哥聲稱憑良心辦事之說是「不尊重法治」,並厲聲警告:「人大釋法,十分平常」,小馬哥太嫩,不知家法輕重。

鄔維庸醫生與「人大常委」曾領呔憲梓翁,一向以搶先愛國批英為樂,言詞赤裸真摯,令港英餘孽勢力聞聲喪膽,有「親中雙煞」之稱。

然而,中國政府明明已經寵信曾蔭權,不但准許「當奴」繼續打煲呔、保留英國爵士榮銜、繼續敬拜天主,曾爵士大膽起用反釋法的「劍橋精英」出掌英式普通法精神的特區法政,當然得到「中央」批准。疑人勿用,用人勿疑。這個時候鄔醫生卻跳出來公然挑釁攻擊小馬哥,企圖削弱曾政權威望,連曾憲梓都已經「改邪歸曾」而收聲,除非這位挑釁者患了腦膜炎,發高燒,說胡話,否則怎敢當胡溫的面掌摑曾許新提拔的愛將?

但當事人是腦科醫生,生平救人無數,腦子出毛病?斷無理由遭此天譴。因此完全可以相信,「中央」胡溫的策略高明,不排除「國家」眼見小馬哥這位人選太過稚嫩,不夠威信,故短期打針催谷,注射一點點人工激素荷爾蒙,指使鄔維庸醫師出台故意先打一巴掌,把在小馬哥身後追逐的師奶尖叫一族搞得心如刀割。一大串年逾三十八尚且單身的政治版女記者,苦等了八年,才等到一位俏郎君高官出台,眼見愛郎甫一亮相,隨即受辱,以後對小馬哥的報道,「角度」更加偏護,筆觸也更加溫柔。

否則何以解釋親中陣營內有如鄔醫生者,如此「獨立思考」別具創見,眾人皆醉我獨醒地對港英餘孽的新生代追剿不休?有如太陽由西天昇起,這是不可能的事,顯見胡溫處理港事,更有自信,更得心應手,而出人意表。
反對政制方案,民主派發動遊行,日期為十二月四日。

兩年前的大遊行,人數五十萬。在其他國家,無論是壽西斯古的羅馬尼亞還是貝理雅的英國,五十萬人示威,足以令軍隊譁變,國會提不信任動議,任何政府都必垮台,但香港只創下所謂「五十萬人遊行秩序良好」的「奇蹟」。

五十萬這個數字,共產黨看到了。二十三條果然沒有立法,雖然董建華第二天上班還在「早晨、早晨」,但胡錦濤一上台,就把董建華給「早晨」掉了。共產黨只承認實力,所謂實力,在二○○三年七一這天,就叫做「五十萬」。

然而成也五十萬,敗也五十萬,五十萬成為一條標準線,也就是英文說的yardstick,大陸人說的「門坎」。就像拍賣古董第一聲的那一口底價。香港人想只講「以民為本」、不大想動刀動槍的胡溫再「讓步」,至少也多來一次五十萬。

這樣就出現一道奇妙的邏輯題。上次為甚麼有五十萬?因為真正的召集人是天怒人怨的董建華、穿太空裝的驚慄女主角董夫人,還有戴黑眼鏡、以侵略性的姿態住小孩鼻子強行灌藥水推銷二十三條的保安局局長。三位「大反派」,承擔了一齣戲的票房,他們才是五十萬人大遊行的超級魅力之星。

許多好電影,都靠反派擔綱,像《沉默的羔羊》裏演殺手醫生的安東尼鶴健士,觀眾買票進場,是為了看他那副殺氣嚴霸而又儒雅貴氣的表情。莎士比亞的《馬克白》,主角是貪戀權力、陰謀奪位的野心家。還有一齣舊片,叫《鐵路敢死隊》,片中的反派是一個德國軍官,在納粹佔領巴黎之後,他下令把羅浮宮的藏畫運回柏林,跟一群游擊隊展開惡鬥。游擊隊隊長是畢蘭加士打,但演技蓋人的卻是飾演軍官、森冷懾人的保羅史高菲。

偉大的作品,反面角色往往比正面人物更加不朽。兩年前的大遊行,票房五十萬,因為三位反派角色實在曠古絕今,casting太精采。五十萬人大遊行的召集人是誰?不要搞錯,不是帶隊那幾個臉色蒼白的中國書生,他們根本不懂政治,五十萬人的史詩性民氣,由他們一「率領」,到了炮台里的政府總部門口,喊一通口號,就自我消弭散隊,他們白白錯過了一場攻打巴士底獄的歷史良機。

外國傳媒稱奇,也就在這裏:世界上竟有這麼軟弱、如此笨蛋的「街頭鬥士」?五十萬人的巨製,只公映一次,不過,許多偉大的作品,沒有DVD,畢生看一次就夠了。
特區精英新秀出掌律政,不但迅即被吹捧為「特區馬英九」的「師奶闊太尖叫之星」,其所讀中學、家庭背景,均被一一「起底」,結果揭發,有如台獨之父李登輝先生在四十年代曾經加入過共黨,「特區馬英九」的父親是親中的工聯會人士,而且還一度「活躍」。

然而,父親早年是工聯會的親中人物,為何成為中國接納「特區小馬哥」的考慮?香港人接受小馬哥,是他的「牌面」:殖民地皇仁學府畢業、殖民地宗主國劍橋大學法學士;英語流暢,參與釋法遊行。但這一切,或許對中方並非重點,始終是小馬哥的令尊早年在馬頭圍道的工聯會的一張工聯會會員證,最令中方「放心」,因為「根正」,苗雖不一定紅,查究三代,到底是「我們這邊的人」。

這樣就陷入一個矛盾的邏輯辯證:工聯會是殖民地時代抗英反殖擁毛支共的「愛國單位」,曾有首領策劃一九六七年暴動而榮獲董伯頒授「大紫荊」以資獎賞。

但是,中國政府今天卻要倚重前殖民地的曾許兩頭馬車,高度肯定了「港英餘孽」的「貢獻」。沒有港英,就沒有餘孽,沒有洋人的教育開化,也沒有知書識禮的「二毛子」。

然而,工聯會卻長期大張旗鼓反對殖民地的一套,經過七年董禍,今天中方卻大事起用殖民餘孽,因此,如果「殖民地制度」還有那麼多「優點」、「長處」,值得「實事求是」地借鑑學習,那麼以工聯會為首的「愛國傳統陣營」,一定是錯的;如果「小馬哥」的爸爸隸屬的工聯會都對,那麼「小馬哥」本身代表的一套「殖民地價值觀」:甚麼皇仁、劍橋,甚麼大狀、英式普通法精神,這一切都是錯的。


如果工聯會是對的,則他們長期仇恨的港英餘孽及其制度必是錯的;如果港英餘孽是對的,則六七十年代極左的工聯會必錯。如果工聯會是錯的,那麼中方為何依然執於「小馬哥」父親的一段火紅歲月的「愛國傳統」視同安全受教的珍寶?難道不怕其上一代的極左基因會遺傳?

這正是「港人治港」、「一國兩制」的盲點所在:中方倚重的依然是一個「紅」字。這一代不「紅」,亦力求其歷史族譜夠「紅」。以「紅」為體,以「殖」為用。「紅」又是甚麼呢?對於香港傳統愛國陣營的要求,只有一個字的定義,叫做「忠」——昨天擁護過江青,喊過「打倒走資派鄧小平」,不要緊,只要跟從指令,及時轉得過彎,北京中南海舊主下台,新帝登位,新帝不會追究下人從前巴結獻媚舊主的老帳,只要一干宮娥婢僕:維持搖扇子沖茶的「延續性服務」即可,此即為「工聯會」的圖騰意義。

小馬哥剛亮相,就說錯了話,竟然說出了「良知」二字,他可不要忘本——他的爸爸,豈止是賣冰淇淋之簡單?所謂「香港故事」,也不只甚麼獅子山下,咬開裏面還有餡,香港人要細嚼從頭。
曾蔭權的施政報告,引用了王安石的詩句:「一水護田將綠遶,兩山排闥送青來」,比喻今日香港有大陸的腹地拱護,又有亞太地區經濟環境的帶引,一定可以「有運行」。

詩句引起許多猜測和爭論。在施政報告中引述詩詞,由彭定康先開風氣。一九九六年的施政報告,彭定康引用傑克倫敦(Jack London)的詩句:「寧化飛灰,勿作浮塵」,勉勵香港人要為民主和人權打拼。傑克倫敦是美國作家,在英國文學之中,屬三流角色,但彭定康不嫌貧避小,寧取傑克倫敦而不取莎士比亞,因為香港只是一個殖民地,香港的立法會也不是倫敦下議院「民主之母」的搖籃。引用傑克倫敦,對於民主意識尚未啟蒙的華人,足夠有餘。正如李小龍與一個十三歲的少年開打,不必出動全套的「截拳道」,當然也不用棍棒,用一隻手指頭就夠了。

演說是修辭學的體現,而修辭學(Rhetoric)是希臘教育必修的「七藝」之一,訓練對語文的觸覺和感性。語文是一把劍,要磨淬以保其利,要精鑄以銳其鋒,因為一篇絕佳的演詞,如莎劇《凱撒大帝》中馬克安東尼的一段,是可抵擋千軍萬馬。修辭學精,則為人自信,腹有詩書氣自華,其實就是這個意思。


香港是前殖民地,英國人深知修辭學之重要,但為了把香港「打造」為一個出入口貿易的「Sale屎」城市,殖民地的英文教育,不重文學和思想訓練,只強調買賣價錢的「日常會話」。中文更不消說,備受打壓排擠,看看某港大中文系被迫提早退休的前教授,今天雖移民他所說的「番邦」,還喋喋不休地在報紙專欄天天大罵殖民地學府如何戕害中國文化,當年如何以「學術二毛子」來壓他這位才高八斗,有志於繼往聖傳絕學的中國文化大師,餘恨未消,殘怒猶在,就可見英國人當年在香港的「語文政策」運用得何其精妙高明。

因為在英國領導下的香港,華人中文程度差,不懂修辭學,以致演說語言無味,節奏平板。天下最慘痛的酷刑,莫如被迫聆聽一個中國人上台「演講」。

誰都知道王安石就是一位修辭大師,把一個「綠」字用得出神入化。「一水護田將綠遶」「綠」是名詞;「春風又綠江南岸」,「綠」成了動詞。王安石是一位創意家,生平最厭惡「章句聲病,茍尚文辭」,身為政治保守派的敵人,王安石又怎會不是天生Creative的語文革命家呢?


對語言詞彙的精謹要求,有如莫札特對待音樂,要把每一個音符都放在最適當的位置,多一嫌其濫,缺一則敗其不足。陶淵明的名句:「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有人妄改為「望南山」,受到蘇東坡抨擊:「『採菊東籬下,悠然望南山』,則既採菊又望山,意盡於此,無餘蘊矣,非淵明意也。」意思就是:陶淵明只一心一意是在採菊,採菊是Priority,忽在無意之間,見到了南山,這就是歸隱田園的大快樂所在,「寵辱不驚,看庭前花開花落;去留無意,望天上雲展雲舒」,道家的生活哲學是「去留無意」,「望」是有意的,「見」是無心的,老莊的理想正是心溶意化的澄澈清明,因此「悠然」必須「見」南山,而「望」是有目的,也就是英文的With a purpose和intentionally,則又如何「悠然」得起來?

這就是修辭學的神髓:思考、思考、再思考;認真、認真、再認真。修辭學是自己跟自己捉棋,是文字創作人在雕刻大像,是作家在煉干將莫邪的雌雄劍,是莫札特在沉思作曲。修辭學的訓練,會令人思想嚴謹,邏輯清晰,更重要的是令人遠離懶惰和「差不多先生」的劣根性,像日本人經營茶道和花園,向完美的境界進發。

特區的律政司司長 —— 這個官名也是粗糙不堪的劣稱,中文的「司」,已是「主管」之意,「牝雞司晨」,「司」已經是一個官職,例如布政司,就是主管民間政事的大官,「司」而兼「長」,是脫褲子放屁 —— 梁愛詩離任,曾蔭權送別,說了一句:「八年以來,她與香港經歷了不少風雨,無懼批評和謾罵」,就令人吃了一驚:「無懼批評和謾罵」?如果「批評」就是等同「謾罵」,那麼為何有兩個不同的名詞?如果「批評」就等同「謾罵」,則曾特首使用兩個同義詞,豈非語言的架床疊屋?很明顯,「批評」是不用「謾罵」的,董建華正是「無懼」於七年的「批評」,終於灰溜溜地被逐下台;梁愛詩也無懼批評 —— 七年來,她沒有捍香港的法治,她不起訴報業集團的老闆,理由是「為免新聞工作者失業」,她就曾蔭權任期的「前五年」、「後兩年」的自相矛盾而向中國人大的家長權威卑躬屈膝,一次次地受到法律界嚴正的批評,對於批評,她竟然無懼?


把批評視同「謾罵」?如此顛黑倒白的所謂律政「司司」長,留下來做什麼?早點滾蛋,是香港人之幸。

新上任的黃仁龍,在修辭方面的涵養就略高一線:「我要使香港的下一代,在香港能活得更精采」。「活得更精采」,比起什麼「作出更大的貢獻」、「明天會更好」之類的共黨八股,就令人耳目一新。人的尊嚴、自由的意志、獨立的見解,這些都是「活得精采」的人文條件,一頭餵得飽飽而在打噎的豬,雖然是「活」,卻無精采不精采可言。中國人對生命的要求,一向只是「活」(To survive),而不是「精采地活」(To live),前者是茍延殘喘,後者是神采飛揚。黃仁龍竟然一開口就如此之有性格,空降在奴才太監的中國人醬缸官場,這位受過英國劍橋教育的高等華人君子,卻又能存活多久?

修辭是文學的一支,文科,在香港和華人社會一向都被賤視,因為只追求豬狗式的溫飽的中國人,只迷信所謂「科教興國」,共產黨強姦閹割了中國語文,因為他們明白,語文的威力,有時強於一座核電廠。共產黨的八股文章,是修辭學的最大敵人。

憐憫這個被蹂躪至盡的「文明古國」,搶救中國語文,必須由自身做起。十年來,得到金庸先生等先進的提拔,我與中國文字結下了不解之緣,天天使用中文,以中文為「生財工具」。對於中文,我的要求嚴格並不因為特別的「愛國」,只是對品味的正常追求,而修辭學,不論中英法文,都是一種可貴的品味。告別中國式思維的愚昧,遠離面目可憎的劣質華文,讀王安石的詩是一個開始,把玩修辭學,更應該成為畢生的志趣。
英國遊客在希臘旅遊熱點的酒吧和沙灘公然造愛,附送口交畫面,希臘國會議員大怒,指遊客「公然猥褻,不但下流,更是犯罪」,要求把英國遊客引渡回希臘審訊。

這就是一個社會的自信和自尊。希臘不會把英國遊客當做自由行掃貨花錢的「財神」,希臘人不會認為這等行為是「文化差異」,呼籲多「包容」,不然就是「大希臘主義」。希臘雖然比較窮,但神話在這裏發芽,文明在此處誕生,豈容野蠻人挾「刺激旅遊經濟」之名來此處撒野。

因為遊客越來越年輕,年輕是胡鬧淫亂的一張執照?不錯,但希臘是一個低調的情天戀國,只有兩種用途:第一是婚外情幽會的首選,第二是婚變失戀後一人來療傷。幽會,因為雅典街巷的小酒店很淡恬,木樓梯上通二樓的小房間,天台餐桌的桌布有淺藍和白色的格子,在刺激之中別有一股避世的安慰——你的丈夫是華爾街的銀行家,他的私家偵探查不到此地,他明天乘頭等機從紐約飛新加坡開會,你會很舒適地與情夫一起,在露台淺呷一杯白酒,仰望藍天,目送他經過的那架飛機,向他遙遙地揮揮手。

而情變之後的療傷,來到希臘,把那個王八蛋的照片通通剪掉,一個人在這裏,揮手叫一個男侍應,他都像六十年代的東尼寇蒂斯;走在蔬果市場,連賣番茄的那個小農夫都長得神似《夢斷城西》裏的佐治查格拉斯,有兩個如此優質的男子向你眨眼睛,上一手那個早已拋到九霄雲外,雙鳥在林,不如一鳥在手,你咬手指尖,心如鹿撞,眼前的天涯豔遇,短短的一生追求的到底是歡娛和快樂——為甚麼不?

但希臘人信奉東正教和天主教,多情之中尚有一分教人恨恨的保守。在愛琴海邊邂逅談情,畢竟不是羅馬和巴黎,是要講一點分寸的,這裏畢竟是一個理性的星空,所謂柏拉圖精神戀愛的典故之源,春情勃發,一夜宣淫,最好還是留給拉斯維加斯和邁阿米,低一級的,到東莞和深圳吧。

乾柴烈火的激情反易招來鄙視,來此散心的有情人,必已久歷風情,這片古遠的河山也幾經滄海,感謝上蒼,當一切的境界向惡俗淪陷,還有人敢提出引渡褻瀆的遊客,只因世上有一個叫希臘的地方。
迪士尼園向大陸遊客開放,吐痰撒尿,天天開彩,引起曾受英國殖民地統治的港人據西方文明常理譴責,但本地親中輿論與電台主持為「同胞」護短,指「同胞」吐痰、抱童小便,只是「文化差異」,他們都是來花錢的財神,香港人應該學習「包容」。

然而,怪了,大陸第十屆全運會剛結束,中國輿論卻全面大爆全運會種種所謂「不文明」行為:觀眾在看台打架、觀眾以鑼鼓干擾賽事、向球場亂丟水瓶,又縱容嬰兒暴哭,令比賽中斷等等。大陸傳媒「痛心疾首」地呼籲:奧運會快到了,如不再提高所謂「國民素質」,就要在全世界出醜丟人現眼了。

全運會中國觀眾的行為,絕非「不文明」——說「不文明」的,是採用了歐美的西方霸權標準——只是「文化差異」而已。在看台上,為甚麼不能打架?再者,這等行為,外國也有,英國不是有暴亂球迷嗎?中國傳媒為甚麼不去批判英國,反專挑自己民族的一些國情特點,無限擴張,自我作賤,專滅自己威風,他們的民族尊嚴何在?

嬰兒生下來當然要哭;向球場扔水瓶,創造民工清潔的就業機會,為「國家」的經濟增長,亦屬「作出貢獻」。在看台上打鑼鼓,不正是陝北延安花鼓扭秧歌的農村文化特色嗎?這又何罪之有?世界盃足球賽,外國觀眾赤膊擊鼓狂歌的鼓譟多的是,為何發生在外國,就是嘉年華,在中國,就是「不文明」?

二○○八年奧運,國際觀眾來北京觀戰,是他們要學習包容大陸觀眾吐痰撒尿哭小孩的「文化差異」,而不是用他們那套帝國主義的文明霸權標準來到中國指指點點,阻撓中華民族的和平崛起。中國人民富起來了,湧向倫敦巴黎大手掃貨,身為財神,自然有權利更改「文明標準」。到有一天,小泉純一郎在前往參拜靖國神社的途中,蹲在行人路邊等綠燈,站起來之後補吐一口痰,在莊嚴肅穆的神社靈位之前,一面上香,一面咬一根竹蔗,口吐蔗渣,然後手提電話大響,他向手機喧嘩:「摩死摩死,八格野鹿」——這樣的場面,就是中華民族強大的例證了,是多麼令人期待!特區的傳媒,日漸對迪士尼內中國消費大爺種種驚嚇行為適應包容,反而在「黨」的領導下,中國傳媒都看不順眼自己的同胞,這也「不文明」,那也「素質低」,洋奴當道,漢奸橫行,這到底是啥意思?請問胡主席、溫總理、小弟我想不通。
前無女藝員蔡慧敏甫自爆在台灣遭禁錮虐打,即又被拍下與「小雪老公」同遊台灣,被他「啜雙襲」,成近日新聞女郎。她屋宅愈住愈大,豪買貝沙灣之餘,又與多名富豪相識,蔡小姐對前台灣富豪黃任中的評論:「係陳寶蓮介紹我識佢,佢做得我阿爺。」她更指點江山,承接住立法會「詹叔」年前的那句名言「凡女人都係雞」,宣布「係男人都叫雞!」

在一個「係男人都叫雞」的道德禽流感年代,如果你是一個擁有36F超級蒙牛巨乳的女性,應該如何自處?

首先,要不令自己成為一件擺設在窗櫥的人肉商品,供男人——也就是天性的那條雞蟲——好似自由行遊客站在周大福的珠寶櫥窗之外指指點點地揀貨——壟斷選擇權,不要忘記,只有雞鴨欄的家禽,才天生沒有揀選顧客的屠刀的權利,擁有無敵上圍,可能就是「天生揀客」的最有力本錢。

其次「介紹人」是不可或缺的買賣環節,因為這有助於了解「客人」的個人歷史,如「客人」的個人生住處及嗜好等各種資料,一早就掌握清楚:對方有沒有染過類似某種充滿維他命C的蔬菜名稱的性病、床上體位是喜歡傳統大男人的男上女下式,還是婦女能頂半邊天的女權觀音坐蓮式。如果對方嗜玩SM、喜歡五花大綁,則是大閘蟹式還是深圳槍斃人犯式,做足商業資訊,對於建設一個和諧社會是大有幫助。

第三就是「做得我阿爺」的條件。當一名男性聽見死神的召喚,晉身為阿爺級,心腸已經滿懷慈悲,不但歡好頻率與特首施政報告同步,即一年一次或偶爾遇上腳痛,最多一年兩次,遠遠減輕開工式的厭惡感,而且老人家銀行戶口爆棚,他會想到與其把身家留給二世祖,不如「一水護用將綠繞」,將一條源源不絕的水喉,攬護住你的肉體,令你有附屬金咭、靚車、豪宅、遊艇,而你所需付出的,不過是騎在他身上按摩服侍,挺聳一對巨胸,令他充分享受「兩山排撻送青來」的視覺震撼。如果他貪勝不知輸,想響應香港區的馬術比賽,而用行動來表示對民政事務局局長何志平的支持,那麼恭喜你,在上馬之前,盡量叫他簽下「One life one love」之類的遺囑,然後等候他在你身上劇烈運動,而隨時「墮馬」。

係男人都叫雞,冇錯,關鍵是在一個禽流感的年代,怎樣做一隻候鳥,在米埔搵食完畢,轉飛布吉,勿忘記感恩,說一聲:「Uncle,我吃飽了!」
為甚麼廚師一定要肥頭大耳,肚子馱兩百磅的脂膏?且看英國廚藝女作家妮潔拉羅遜。

妮潔拉當選為「十大美人」,年逾四十,單身母親。她的母親、妹妹、丈夫,通通患癌去世,但是她把半生難以承受的憂傷,化為繞指柔絲的珍饈百味,以及淡淡一笑時一唇不經意的嫣紅。一個嘴饞的女子特別教人憐愛,如果她天生麗質。女人和美食,本來就有一勾微妙的哲理關係。美麗的女人如果還能下廚,當她本身就是一道性感的菜式,她的廚藝,就像菜面頭的一灑柔麗的花。

香港教下廚的女人,自七十年代起已經是名字冠以夫姓的甚麼太,有的說一口半鹹不淡的廣東話,令人惱怒她的粵語缺少一點純淨的鹽;有的手上的油和頭髮上的一層一樣閃亮。令人覺得是不是該隔水蒸去一點點膩;有的牙尖嘴利,滿手抓不過來的鍋碗瓢盆,好似千軍萬馬的戈甲兵器。她們的廚藝節目,一度佔據了下午三四點鐘的電視螢幕畫面,節目是做給師奶阿太看的,觀眾之中沒有男人。

香港的名門廚太,再生就一副半山石澳唐老母英年太太的豪門威儀,畢竟還是車明馬亮地擺陣教廚藝的「專業人士」,台灣的女廚師,頭戴花冠,面塗胭脂,好似一盤白切雞旁邊的一叢紅蘿蔔雕花的孔雀金魚;腳踏高跟鞋,一走三晃,叫人擔心腳步不穩可就掉進了油鍋。花冠穗子像大戲裏山花滿頭的鳳釵,一邊磨刀切肉,一邊輕扭腰肢,說:這樣子切菜呀,好比做運動耶,整一頓飯下來,可腰身也小一圈耶。連帶拋一個湯蘭花式的媚眼,哎喲乖乖,真像迎面噴過來一把迷濛催淚的胡椒粉。

然而香港廚藝娛樂史三十年,一覺醒來,一眾如利孝和夫人般的太太們都不見了,螢幕由一位癡胖的廚神壟斷了天下的視覺、味覺、嗅覺。看了兩集,連電視的螢光幕也結了一層薄薄的豬油,把電視機拆開,顯像管裏都滿是膽固醇。

當廚神在一面舔嘴巴,一面解說他首創的紅油龍蝦油炸蟹,在一陣膩膩的油脂裏,我打飽噎,昏睡過去了,在夢中,我看見妮潔拉羅遜的尖挺的鼻子,以及李曾超群那一身婀娜的旗袍,領下的那一叢血紅的牡丹花。
曾特府開設「新聞統籌專員」,效法彭定康時代,起用一名心戰高手,協調傳媒輿論。目前「熱門人選」共有三人:較老資格的一位,志在必得,自稱有如持有一張待領獎金的六合彩獎券;另一名較有「黃仁龍氣質」的新進傳媒人,則「不予置評」;還有一個曾為曾某助選的前政治資深女記者,則聲稱「從未聽聞」。

三人之中,兩個年輕的比較老實,老大的那個,已經懂得如何利用傳聞為自己抬高江湖地位。到底花落誰家,姑且不論,且說說「新聞統籌專員」此職在曾特府年代是否可行。

此職並不掌管新聞發布,否則節約公帑應廢新聞處長。「新聞統籌專員」的前任為英人韓新,此君為肥彭心腹,不但可列席行政局會議,而且在肥彭時代,韓新與中央政策組首領顧汝德,加上肥彭從倫敦帶來的一對文膽智囊「大細龜」,並為府中有府、閣內有閣、局中有局的權力決策核心。

韓新不是為肥彭宣旨的「司禮監太監」,也不是政府新聞發布的「人肉錄音機」,而是與肥彭心意相通的政策闡述大使。韓新懂得戲耍傳媒記者,引領其「遊花園」,韓新本人也富有魅力,在新聞界中廣有權威。


英國人精通在「新聞自由」的生態中如何暗控傳媒,新聞統籌專員兼心理學家、特務、新聞發言人集於一身,是一個政治家。

不論新人有沒有這等本領,曾特府想「彭規曾隨」,也不是不可以,但政治記者出於崇洋DNA,當年個個甘心被韓新擺布玩弄,今日這三位「候選人」,是黃臉孔,政治版記者對華人出任的「心戰主任」,並無敬畏之心,何況這三位都是華文傳媒的前任同行,政治記者認定「睇住佢入行,睇住佢同我一齊跑新聞」,今天他(或她)竟然做了心戰高官,向自己「餵料」擺布,豈有心服口服之理,記者不服,則「新聞統籌專員」又如何「統籌」起來?

英國人做得到的,中國人做不到,這是一個例子。當年韓新做專員,新聞處噤聲兩邊站。今日三名「熱門」名字見報,親中派和官場已對其中一兩名有能力的人士展開「篤背脊」行動,新聞統籌專員將來寸步難行。「寧予外虜,不贈家奴」,是為民族天性,除非聘用鬼佬鎮場,否則此職開來是白費心機。不信?請剪存本欄,兩年之後再看如何?
二十一世紀的華人社會,有一個新興的階級,叫做大爺。

香港人互相笑罵:「咁串,你當自己係大爺?」大陸自由行遊客在迪士尼拉屎撒尿,香港傳媒批評,中方網民心有不忿,也說:「大爺我花了錢想幹啥就幹啥。」

中國的大爺一族肆虐歐洲,在德國的公路暴開快車,在巴黎的名牌店狂笑掃貨,「大爺」有錢,喜歡幹啥就幹啥?當然可以,但大爺們干擾國際文明社會的秩序和諧,大爺為黃禍提供了最佳的論證,大爺就是中國威脅論的依據,大爺一族為國際下一波厭中排華潮自我埋下禍根。

「大爺」應該怎樣英譯?英文裏的自稱,不論國王還是乞丐,只有一個I,都是一樣的,中文的皇帝卻自稱「朕」。即使是「朕」,也沒有「大爺」的那股暴戾驕橫之氣,雖然君權天授,他才是天下最大爺的那一個。中國的皇帝也從來不自稱大爺,有時自道「孤家」,「孤王」;皇太后一類深宮怨婦,也跟自稱「哀家」,都是自謙,言下之意:即使貴為皇冑,高處不勝寒,有苦心裏自家知道。

所以中國文化裏的自稱,永遠先有一份謙卑:文官如宰相,醒握行政大權,自稱「卑職」;武侯如九門提督,號令兵甲三千,也自稱「末將」。學者自報為「晚生」,財主員外把夫人稱為「拙荊」、「賤內」,最為得體的統稱「鄙人」、「在下」,這就叫中國文明。

只有山賊海盜,才開口閉口自稱為「爺」。「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處處不留爺,爺去投八路」,做賊不成,可以當兵,國軍不收容,可以去當共產黨。只有綠林強盜,山寨響馬,才把一個爺字長掛在嘴邊,他們的專業是打砸搶掠、燒殺姦淫,自稱大爺,沒有叫錯。

從前的北京,名流亦可稱爺。豪門公子,出來逛子,八大胡同的茶水小廝和門房遠遠的招呼:「迎三爺」。這個三爺、二爺、八爺甚麼的,一身錦緞,衣珮碧玉,提一把扇子,笑盈盈地走上門,投下一張名刺。這是昨天的品味中國。

今日大陸,「先富起來」的一群成為一個大爺階級,文有賴昌星成為他們的經濟形象品牌,武有一個叫朱成虎的軍漢成為他們的外交代言人,北望並無神州,只有一個大爺的爬蟲園,這仍是中國嗎?你問我,我問邊個?
曾蔭權上任,復辟前殖民地舊制,製造了一股「港英回朝」的幻覺,所以民望高攀,市民叫好。

行政局重建「精英」,布政以許仕仁司掌,黃仁龍上位,馬會幫重臨,董七年治上的珠三角小農味暫時洗脫了一點,但只是開了個頭,尚未做得夠。

首先,「煲呔」不是曾經提議行政會議開會一律使用英語嗎?英語是國際語言,方便秘書記錄,許多法理概念的詞彙,英語的定義精確,少許多「無謂爭拗」。當今曾政權的行政會,「三司」之中,許仕仁和黃仁龍的英語當然精通到可以辯論高深問題的程度,「唐唐」留學美國,出身上海崇洋傳統家庭,也沒有問題;其餘夏佳理、李業廣、梁智鴻等「八壯士」,其高等華人身份,亦一早受到社會尊崇確認,行政會議內改以全英語對白,強政勵治,這是最佳時機。其他聽講能力跟不上的,應該暫時請辭,停薪留職,出外補習,然後接受一個基準試,可再准重回。


其次,董七年的各樣「民生」措施,漸漸改得與珠三角一樣,例如特區警察制服,早已改穿淺藍色衫、深藍褲子。看上去公安不公安,警察不警察,跟銀行解款車一比,卻又「實Q」不「實Q」,喀不喀。以前殖民地時代的警察,夏天制服以草綠為主,冬天以深藍絨為宗,權威而華貴。「董七年」把警察的制服改成解款車護和商場實Q一樣,將警方的形象一踩再Downgrade,加上許多警察的儀表日漸草根化,言談粗鄙,開口向司機索取車牌,語言好似旺角蟲惑仔「盤人」。出身荷里活道警察宿舍的「當奴」,又豈能無切膚之痛?為了父輩的英名,又豈可不把警察的形象從頭「執一執」?

第三,停止頒發所謂「大紫荊章」。經董伯首創暴動首領得「大紫荊」的驚嚇先例,英治時期留下的授勳制度,八年來近親繁殖,你上台後我掛蓋,我上台又給你冊封,已經淪為每年兩度的集體「棟篤笑」。八壯士回巢,難道又從頭向夏佳理等頒大紫荊?眼見這位馬會主席一臉苦笑的樣子,還是免了吧。董伯授了紫荊,紫荊得主今日無人再護董,反而紛紛附和數說董建華之不是,理應凍結「紫荊」授勳。結束此唐人街式無聊玩意,直至另行通知。
中國文學先驅逝世,享壽一百○一歲,但是世界上最長壽的一隻烏龜還活,她叫夏烈蒂,今年十一月,她將滿一百七十五歲。

夏烈蒂一八三○年生於厄瓜多爾,那一年拿破崙正在流放。五歲的時候,她跟隨達爾文坐上「小獵犬號」,飄越遠洋到了英國。大生物學家能分辨人和猿,卻分不清這隻小烏龜的性別,為「他」取名為哈利。夏烈蒂還有兩位同伴隨行,一隻叫湯姆,另一隻叫迪克。三隻小烏龜不堪英國的陰潮天氣,長年冬眠,一覺醒來的時候,牠們又被流放到澳洲。

達爾文在一八八二年去世,那一年夏烈蒂只有五十二歲,在北半球,巴黎公社的血跡已乾,慈禧太后掌穩大權,香港總督名叫軒尼詩,林肯總統的遺孀逝世。烏龜夏烈蒂才進入青春期,兩位湖海同行的伙伴早她而去。從此牠為達爾文見證了身後的滄桑:火山爆發,海嘯席捲,南太平洋有幾座綠島沉到了海底,南極星的鋒芒閃爍了幾回。神鬼奇工,天地大化,在一隻老龜禪意深深的一雙瞳孔裏—已經是二○○五年了—不過是池水般的藍天,浮漾過一朵蓮般的白雲。

夏烈蒂,她是達爾文的一頭緣掌前世的靈獸,還是更早更遠,是把唐僧馱過通天河取西經的神舟?夏烈蒂是一巨冊說不完的故事,還是她龜背山深谷陷的裂紋,其實就是一卷大藏經的經文?豈止是龜族的一尊活動的神龕,她是地球一切生物的祖奶奶,無量壽中盡見無量劫,夏烈蒂,昂挺衰老的頭頸,她是三千世界裏的一樹長青的菩提。

人類所有的生日會,世界的一切紀念日,都不及夏烈蒂的壽辰之河山遙永。今年十一月,將如何為你慶祝呢,親愛的夏烈蒂?是涉過千山萬水,像重溫你當天離鄉別井的長征,來到你的鼻尖前,虔誠地跪下,獻給你在你棲身的草坡上採擷的一束小黃野花,還是輕撫你岩堅石固的龜背,在南國的星空下,為你吟唱一首安眠曲?

一百七十五歲了。再過五十年,我會比你蒼老,再過一百年,地球上你所有同輩將盡化泥土,而夏烈蒂,那時你將健在,微張嘴巴,半啟眼瞼,想起湯姆和迪克,而我已經不在,成為你雲煙過眼的一朵芥子微塵,飄,飄,沉思生命的意義,最後沒入你浮雲滄海澄明無淚的眼神。
「許五」政改方案出籠,配合黃仁龍接掌律政。對政改方案,民主派忽趨強硬,一場硬仗無可避免,政府宣布梁愛詩留任「顧問」,收取象徵式一元「薪酬」。

把梁愛詩留為「顧問」,明顯為了保護黃仁龍免受「許五」之爭民主派的炮火誤傷,尤其是民主派中的大律師,隨時會擺出一副師兄師姐的架子,以老資格的姿態,給「小弟弟」黃仁龍上一節大義凜然的民主政治課,與其如此,不如把梁愛詩的剩餘價值「循環再用」,讓她以政制發展委員會人員身份上火線再硬接民主派幾招,一元薪酬節省成本,對一名「前董餘孽」用乾榨盡,相當符合環保原則,曾許的政治手腕,日漸成熟。

梁愛詩不會「垂簾聽政」,因為此姝天生只有宮娥氣質,站在身邊給太后搖扇子,多於「老佛爺」端坐寶座享受清風的威儀。當年垂簾聽政的西太后,對光緒充滿蔑視鄙夷之情;但觀乎黃仁龍接任之日,以壯男的英姿在台上向「詩姑」獻吻,「詩姑」星眸半閉、面綻桃花的一副「樣」,幾令人疑為一個是《羅馬假期》裏的格力哥利柏、另一個是業已更年的柯德莉夏萍,正看斜觀,都不像《清宮殘夢》裏的西太后盧燕加一個扮光緒的張之,「詩姑」一臉病容,我見猶憐,「垂簾」無力,反而有兩分「簾捲西風,人比黃花瘦」的意境,即使垂簾,也不是金剛怒目而「聽政」,而是嘴角含春而偷窺,民主派的「抗議」,缺乏兩性心理的深層研究,不必理睬。


然而,「一蚊顧問」或可為曾許小玩權術的政治得,卻可能「精叻過頭」。

開此先例,以後司局長退休,誰都可以當「顧問」,例如中方決定,不如請董伯回來當顧問,或者民政事務局局長,如果「煲呔」決定換人,讓「樓市怪談之星」胡甚麼威來出任,那麼何志平何不也弄個顧問來當當。又或者曾蔭權七年任滿,其後特首輪到梁振英,則到時年邁古稀的曾蔭權,經驗豐富,民望高隆,是不是也該當個顧問,「扶上馬,送一程」,指導「梁英哥」繼續執行「當奴曾」的「三個代表」︱︱繼續以港英餘孽為治港勢力代表,繼續以精英高等華人為先進生產力代表,繼續以鎮壓自由黨、拉攏民主黨為議會鬥爭的理念代表?

雖司徒華與李柱銘亦已上神而成為民主黨的「顧問雙仙」,中國式的「顧問」,可以「顧」而不「問」,亦可「問」而不「顧」,此例一開,他日隨時「顧問亂港」。今天「肥龍」笑嘻嘻付出一蚊雞,明朝港人可能為了這個新名堂付出億萬元代價。
彭定康的新作,名為《非一般的外交家》。不是外交部長,更不是甚麼外交人員,而是外交家,此一職銜,自非一般魚毛鹹蝦所能頂戴。

舉世之間,政棍混混,方宇之內,政客營營,江湖只有「外交家」這一行最有蛟龍氣象。首先要有道之氣,像民國初年的威靈吞.顧;或像有書卷之儀,若國府播遷去台後的Yeh K'ung-chao(中譯葉公超),外交家要舌粲幾滴優雅的藍墨水,一張臉孔透澈得像水晶玻璃,他善於察言觀色,你卻永遠參不透他的玄想和天機。

除了一層華貴的包裝,外交家其實還是這樣的人:他明明在打呵欠,卻始終抿閉嘴唇。

他叫你往地獄走,你已經看見火光熊熊,居然還對這個目的地無限嚮往。

當外交家說「可以」,其實他的意思是「或許可以」;當他說「或許可以」,其實意思是「不可以」,當他說「不可以」時,他根本不是及格的外交家。

因此,外交家的氣質和一個有教養的女人剛好相反:一位仕女說「不可以」時,意思其實是「或許可以」;當她說「或許可以」時,其實她的意思是「可以,為甚麼你這個瓜還要問」。當她說「可以」的時候,她只是一個沒有教養的女人。

當女人遇上花花公子,她易遭迷姦;但當女人邂逅上一個年輕而多情的外交家,她被迷姦一次之後,醒過來,雖然很後悔,但不知如何,又糊裏糊塗地被他多擺布了一次,而這一次是肛交。

政客只是在牆上塗鴉之徒,外交家卻會繪畫。政客只是一瓶可樂,外交家卻是一杯紅酒。政客只是一伙魚蛋、豬皮、牛雜,而外交家卻是一碟鵝肝。政客是一包香煙,而外交家,卻是一柄煙斗。

因此外交家沒有必要跟聒噪喧嘩的政客羽族混在一堆,他懂得做一隻低調的鳳凰。在精密的算計之中,外交家多了一分感性,一個精富於外交手腕的政客,有如一輛換了新的機器油的跑車。基辛格、艾登、重光葵、周恩來,還有宇丹和葛羅米柯。在歷史的長廊裏,外交家的墓誌銘不過是一列幽森的畫像,他們緊抿嘴唇,表情依舊是生前的那一句No comment,至死也沒有洩露過一線的天機。

但彭定康,他是港督、歐盟專員、大學校長?當百年的風雲過眼,千帆過盡,在一切職銜之中,他只選擇這一項:只是一個外交家。
曾許政府發表政改方案,激起民主派反彈,認定委任區議員有權投票選立法會及特首並不公平,民主派聲言「團結」反抗到底,方案如不通過,不止政制在二○○七和○八年原地踏步,民主派承受「阻撓民主發展」罪名。

下屆立法會選舉,必然更加失利,曾許政府三個月辛苦經營的民望亦大受衝擊,蜜月期提早終結。中方准許民主派北訪,自視為重大讓步,豈知民主派回港之後以一句「圈套論」破壞了「友好氣氛」,中方已經強忍惱怒,敬酒不吃,還要繼續不給面子,曾蔭權將要向中方解釋,為何籠絡招安無效,民主派「冥頑不靈」,而且曾許在北京的幕後支持者在中共的「集體領導」結構之中,亦必受到政敵刁難,指其犯了「右傾機會主義」。

政改方案之得失,關乎中南海的政局。十六屆五中全會已經沒有公布上海的新人事布局,更換上海市高層的種種傳聞沒有實現。香港的「曾許新政」如有反覆,隨時會給曾蔭權在北京的「保家」人物「添煩添亂」,會觸發中國高層的人事鬥爭。曾許方案如通不過,將會釀成中港兩地曾許、民主派和香港人的全輸之局。有如「六四」鎮壓之前,趙紫陽派系曾經派人到天安門廣場通知學生及早結束示威撤退,否則「紫陽同志處境困難」,但追求理想的學生沒有聽,結果如何,有目共睹。

二○○三年七一大遊行,五十萬港人遊行示威,今天看來,確實開創了歷史。五十萬人的示威提出了「三大訴求」:一,反對二十三條立法;二,董建華下台;三,實現雙普選。兩年過去了,當時香港人的三大願望,二十三條草案收回,董建華已經撤換,沒有雙普選,但繼任特首的是民望最高的「香港仔」,○七○八年的選舉有了帳面的進展,直選議席和特首選委會人數都有所增加。三個願望其實實現了兩個半。如果不是這兩年之間胡錦濤和溫家寶正式接掌最高權力,這樣的大變絕不可能。


以中共立國半世紀的標準,如此對民意忍氣退讓,從未有此先例,或許這是胡錦濤「以民為本」理念在香港的體現。民主派爭取民主,應該顧及中國政治角力的大局,不僅要看見中共十六屆五中全會在桌面的明局,也要善於觀察中共權力互動在桌底的暗流。全面起用「港英餘孽」,與民主派接觸,准許曾蔭權重拾前殖民地的施政架構,壓抑傳統親中左派的權力慾,不惜讓有民主派色彩的新人接掌律政,在一個一黨專政的鐵桶江山中,有人想展現一點「新思維」,正如北宋的王安石面臨司馬光保守集團,三千年的政治文化遺傳基因,其困難的程度,有時超乎外人想像。在北京高層既有人敢拍胸膛「解放思想」,推行「新思維」,則此人亦必須為此可能引起的亂局負上政治責任。平安過得這一關,中國高層的開放勢力可能得道而抬頭,跨不過這一坎,則有如學生拒絕撤出廣場而導致趙紫陽垮台,中共高層會有人付出代價。這是有中國特色的「蝴蝶效應」,大陸一場政治變局,或繫於立法會最終決定政制方案的五六票。

因此政制方案必須朝野妥協。區議會的委任制反動而不合理,正因為是董朝留下的一個怪胎,曾許推行「非董化」的撥亂反正,更應該正視而早日廢除。不提出廢區議會委任制的小時間表,民主派被趕狗進窮巷;硬要曾許提出他們無法作主的普選大時間表,政府也狗急跳不了牆。「曾許新政」遭受重大打擊,則與懷在肚子裏的新人黃仁龍也難免釀成「一屍兩命」的災難。

中國政府正緊盯二○○七和二○○八年的關口:台灣總統選舉前後,民進黨可能修憲,北京主辦奧運,十七大召開,是胡錦濤鞏固勢力的最後機會。地雷遍布,中共心情緊張,又豈會今天就開列一張普選時間表?

政制方案必須修訂妥協,政府明確提出區議會的改革,取消委任制,交換民主派全面支持通過。區議會的「議政」質素低,財政和行政瀆職的醜聞連連,硬要把這夥打麻將飲宴的街坊權力小集團推上甚麼民主政治的快車,本身就有問題,這些正是香港所謂政治新聞令人厭倦的原因。
新的律政司「司」長上位,「只」有四十二歲,眾人驚呼:啊,這位「精英」,還這麼「年輕」!

當香港漸漸成為一隻慢火熟煮的青蛙,逐漸接受了六十歲還「年富力強」的中國官場的年齡標準,四十二歲的新官,豈止是「年輕」,簡直剛現喉核、長陰毛,才開始「發育」呢。

西方精英,當然要年輕。英國首相辟特,入主唐寧街才只有二十八歲;外相歐文,主掌外交時只有三十七歲;彭定康成為保守黨主席時四十二歲,來香港當總督,只有四十六歲,這些例子,早已耳熟能詳了。

說一說更冷門的。拿破崙率領大軍遠征埃及,隨軍選拔了兩千名法國的學者一同出征,叫他們在行旅時寫日記,採集標本,記錄所見的植物、昆蟲、地質。這批學者,雖然是「文化人」,出發前還要接受軍訓,做一百下掌上壓、攀欄杆、跳泥潭,跟軍隊一樣,因為行伍生活很艱辛,拿破崙文武一視同仁,軍隊是用來打仗的,這批隨伍學者,名叫「知識精英團」(Les savants),專心負責在侵略的期間搜羅新的知識。

「知識精英團」有物理學家、化學家、工程師、地質學家、建築家、音樂家和詩人。他們的平均年齡是二十五歲。團中最老的一位,名叫蒙殊(Monge),五十歲,是一位數學家,本來因為太過「年老」,不應出發,但他是拿破崙的老朋友,將軍特別恩准。今天巴黎塞納河南岸大學區的東南方,還有一個地鐵站叫做Place Monge,就是以這位數學家命名。

還有地質學家多洛美,四十八歲;物理學家富勤,三十歲;動物學家聖希勒,他從埃及帶回貓狗木乃伊,這一年他二十六歲,最年輕的一個不足十五歲,是巴黎的理工學院優異生。拿破崙只要年輕人,因為只有年輕才好奇,年輕才沒有喪失探索天地的冒險心。一七九八年,在土倫港,知識精英團第一次出發,坐滿三百艘船,由十二艘驅逐艦護航,到了拿破崙的故鄉科西嘉,與戰艦合,共三萬八千兵員,連自願參加的平民也有一萬人。

不論下西洋,還是闖東洋,不是比誰的船大,而是比誰帶回更多的知識。拿破崙不是太監,他是性能力充沛的戰士和情聖,拿破崙從小有志成為數學家,他以沒有學位為恥,為了這一次知識之旅,大軍出發之前,他到巴黎的大學學院上了十七節課,還為一輛蒸汽機的火車頭寫了一篇短短的論文。出發前,在一場宴會,拿破崙說:「法國的遠征,不能只為了掠奪,而是為了文藝和科學的建樹。」隨即他滔滔解說一條數學命題:席間的一位叫拉巴斯的數學家舉手抗議:「將軍,您的強項是軍事,而不是數學。」

這一年,比起中國的九千歲太監們,拿破崙只有二十八歲。
「許五」政改報告書,立法會增十席,五席由區議會互選,五席直選,最初親中陣營還在嚕囌,指為「小彭定康政改方案」,企圖挑撥「中曾感情」,後來眼見中央主人的臉色異常堅毅,也紛紛收口,改為表態支持。

剩下民主派,還堅持「許五方案」並無「普選時間表」。然而,所謂普選時間表,為何要由曾許來開呢?特區這家「麻雀館」,持牌人是胡錦濤,註冊公司登記是中共,曾許只是正副經理,顧客要求改例,經理只能打電話問遠在旺角骨場正在骨的老闆,老闆不作聲,經理如何應承?

「普選時間表」既然「許五方案」中沒有,民主派為何不能自己提出反建議?普選的「大時間表」先不論,但取消區議會委任制的「小時間表」,民主派也可以在諮詢期內提出。只要區議會在一個合理的將來明確取消委任制,則民主派向選民有所交代,「許五方案」即可由民主派支持接受。


「小時間表」有了,再講「大時間表」。區議會取消委任制,對中方畢竟是小事,但全港普選特首,香港立法會七十席全直選,在中共的眼裏卻是大事。民主派當然不必事事依從中方的心意,但特首普選不提時間表,改為「爭取」和「訴求」,定為二○一二年,聯同在直選中一樣舔嚐過甜頭的民建聯和自由黨,一起責成曾蔭權在時機成熟時代表香港向中國政府傳達爭取,這一樣可以從長計議,有可能做得到。

除非武裝革命,否則政治必須妥協。「普選時間表」為甚麼要曾許來界定?除了「○七○八」的雙普選已經「七零八落」而無望,只有期諸「二○一二」,這一點為甚麼不由泛民主派主動開口,並挑戰民建聯、自由黨附從?把他們今天的立場,白紙黑字,定為文件,則民主派又可以多領一次風騷?

民主派無法適應瞬息萬變的新棋局,最後只成為中南海略施小計的手下敗將。胡錦濤和曾慶紅敢於起用「港英餘孽」治港而不是工農兵的傳統親中愛國勢力「執政」,把香港的政經權力核心,在地理上,仍然定在中環、馬會、文華酒店、香港會所這一塊,而不是北角、新光戲院、敦煌酒樓和福建同鄉會的那一攤,本身就是「變」。民主派若無法以變應變,以變促變,突破一貫的僵化思維,不但會阻撓了香港真正的民主發展,以民主的虛無口號之名,必將台上的曾蔭權、許仕仁、黃仁龍、夏佳理等這個新格局一起陰乾。

陰乾了,民主派甚麼也撈不到,那麼誰最有利,何人得益?「二○一一年取消區議會委任制」,「爭取二○一二年普選」,是左中右各方勢力的利益交合點,至於工商界意願是另一個問題。政治不是書生的行業,也不是笨蛋能做的買賣。
中文的詞彙「家長」,比起英文的Parents,多了幾分封建感的陰森。

問題在那個「長」字。英文的Parents沒有這個意思:一對成年男女在一起,有了孩子,他們便成為Parents了,因此人類最早的Parents,就是阿當和夏娃。

「家長」是倫理的,Parents是生物的。「家長」是社會的,Parents是自然的。「家長」是威嚴的,Parents是友好的。「家長」很難溝通,而Parents,往往還可以成為孩子的朋友。

當廣東話的一句「見家長」,對一名小學生產生的驚嚇威懾指數,遠遠高於「Shall we meet your parents」而引起尿褲子的效果的時候,就會令人覺得「文化差異」之深奧,以及「中譯英或英譯中」之不可能。

因此,當抗戰時代的那首老歌「松花江上」唱到:「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那裏有,森林煤礦……還有那,衰老的爹娘」的時候,填詞人會堅持使用「爹娘」兩個字,而打死他也不會用「家長」,因為如果唱到松花江上有「衰老的家長」的時候,全國人民的抗日情懷,就不會那麼悲壯了,反而興起對家長的報復之心,說不定還叫日軍把東北佔下去呢。

全世界的人原來只分兩種:家長和子女。就像政府和人民,他們永遠對立,一個在朝,一個在野,一方掌權,永遠是在另一方的手冊上簽名,而輪不到你給他們的操行打分。在學校受到老師魚肉,在家中受到家長獨裁,老師和家長又會稱「師長」—好孩子要聽從師長教導,雙重獨裁,中國孩子怎不一一成為老人精?

紐約和倫敦的Parents,只擔心女兒回家太晚,北京和上海的家長,卻一口咬定回家太晚就等同「學壞」。歐美的Parents,會意識到兒女到了十八歲就成年,二十一歲就應該完全自立,而中國的家長,口口聲聲「生得你出來」、「生仔唔通唔知仔心肝」,一生都把子女視同附屬的財產。因此只有中文才有「家長制」這個名詞,上接宗長、族長、鄉長,橫則與校長、警長、村長、董事長、局長、廳長、市長等呼應。

英文沒那麼多「長」字,除了Parents,警長叫沙展,局長叫Director,市長叫Mayor,與公民平起平坐,「長」甚麼?中國人的一生無不受到長長長長長的規管,所謂中國問題,不過是一個「長」字而已。
許仕仁發表政制發展第五號報告書:立法會議席區議會互選增五席,另加五席直選。「肥龍」放下身段,不惜向立法會「乞票」,並表示連中方也拒絕政制「原地踏步」,不可走回頭路。

在精神上,二○○八年立法會仍維持功能組別和直選各佔一半的構成,可以說所謂民主並無「發展」;然而在帳面上,直選多了五席,立法會擴充營業,由六十席增至七十席,多放了十張子,多擺十雙筷,「議政」的喧嘩指數亦相應上升,民主確實是有所「勵進」了。

○七○八雙普選,除非由長毛領導武裝起義,六百萬市民願意搶掠解放軍營的槍械,在彌敦道堆沙包,效法「布拉格之春」,也搞一場轟轟烈烈的「尖沙嘴之春」、「灣仔之春」,準備巷戰抗共,否則已無可能。沒有可能的事,民意早已看清楚,不再堅持,唯一的選擇,就是在「神六」落地之後,民主派接受「許五」方案。

「許五方案」的意思,無非是中國政府說不准改玩沙蟹,只准繼續「打麻雀」,不過麻雀可以更改「計番」方式,由廣東牌改打台灣牌,注碼更高,刺激度增加。民主派想改打沙蟹玩普選是不可能的了,不如研究一下如何在「台灣麻雀」中取勝,因為特區這家「麻雀耍樂學校」,持牌人是胡錦濤,登記註冊公司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僱有茶水阿嬸、江湖保鑣,而曾蔭權只不過是麻雀館聘用的總經理,亦即General Manager,許仕仁是麻雀館的營運總監,泛民主派鼓譟,硬要麻雀館改為沙蟹局,死纏總經理和總監理論,有個屁用?

捷克有布拉格之春,你搞不成尖沙嘴之春或灣仔之春,最後只有「陳小春」一面咒罵,一面重新坐,再行洗牌。不要忘記,直選多了五席,區議會也有民主派組織,功能組別之中歷屆也選出過民主派議員,即使改玩台灣牌,民主派如果段數高,隨時可以爆棚十三么,贏到熱淚奪眶而出,「阿媽都唔認得」。「許五方案」,民主派還是有得玩的,是不肯玩呢,還是不敢玩?

如果有把握在台灣麻雀中取勝,任何賭客都不會抗拒,因為全世界的賭客都明白:不論玩沙蟹、打麻雀,還是廿一點百家樂,賭的形式不重要,贏錢才最重要。

泛民主派不玩,親中土共就會上,正如在麻雀學校裏,顧客起身,保鑣和阿嬸也隨時可以落場「戥腳」。泛民主派的一干書生和番書仔女,想一想吧,By the way,卿本佳人,奈何從政?好好的讀書人,進麻雀館來做甚麼?
諾貝爾經濟學的兩名得獎人,發揚研究了著名的「博弈論」(Game Theory)。「博弈論」 是什麼?我不是數學家,自然不敢在經濟學大師張五常面前胡說八道,但「博弈論」以數學為基礎,可以應用在國際政治、經濟活動、企業商貿等眾多日常生活的範疇,好像一根蘿蔔,球莖埋在地底,是營養最豐富的部分,露在地面的,只是幾塊葉子。我是經濟和數學的門外漢,蘿蔔如何有益,我沒有資格發言,不過欣賞一下地上的幾塊青綠的蘿蔔葉子,恐怕還可以。

「博弈論」這個名字太深奧,Game反而很顯淺。今天日常的語言,有許多新詞彙,都來自「博弈論」,例如「爭取雙贏」、「零和遊戲」、「不按牌理出牌」、「打經濟牌」等等。「博弈論」之偉大,在於為二十一世紀人類社會活動提供了一個理性而文明的大前提。人際關係和國際舞台,不可以再講「鬥爭」,而是強調「競爭」,古羅馬的鬥獸,黑社會的開片,毛澤東的階級暴力革命理論,在「博弈論」面前都顯得野蠻而無知,這個世界自從有了博弈論之後,一切都不一樣了,包括中共和北韓,都逐漸加入博弈的循環。

一個博弈的世界,再激烈的衝突都是一場遊戲,或者是一場球賽。美國和蘇聯不必是死敵。而是一對「參賽者」(Player)。Play ,除了上海人說的「白相」,廣東人說的「玩」,同時也有「演戲」的意思,當天大的爭鬥,不過是趣味盎然的戲玩人生的一場場棋爭,世界的許多紛爭就可以和平解決。博弈論的發明人納殊,豈止是數學先驅,還應得諾貝爾和平獎。

博弈的前提,是不論多激烈的矛盾,敵對雙方都必須依照一套彼此認同的理性思維來辦事,因為理性,所以對方下一步棋如何走,就可以合理推測。中國的出口貿易強勁,紡織品大量衝出歐美,博弈的應對,是迫使人民幣升值,然後誘使投資者另覓印度之類的勞工市場。

一九九七年以前的香港,最可貴之處,在於香港是中華民族三千年歷史上唯一的博弈場。在這裡,不同的政見可以並存,官司糾紛可以訴諸法庭,即使十九世紀的一位港督,出現了桃色糾紛,私下解決,也採用「決鬥」(Duel)方式。決鬥是兩名男子各提手槍,背道各走十步,仲裁一聲令下,回頭開火,不得偷襲暗算,不也是一種博弈嗎?雖然是殖民地社會等級森嚴,最要緊有法可依,有規可援。法律有漏洞,可以鑽進去,但大前提是必須承認法律的地位超然。

當香港早已進入博弈的新天,中國還處於弱肉強食的暴力世界。慈禧太后跟一名小太監下象棋,小太監進攻連連,棋藝甚精,得意忘形,說了一句:「老佛爺小心,奴才的車,可要殺老佛爺的馬了。」慈禧太后大怒,掀翻棋盤,大罵:「你殺了我的馬,我殺你一家子!」下令把小太監活活杖斃。慈禧為什麼發火,因為她聽見一個「殺」字,大逆犯上。在她的辭典裡,一個「殺」字的意思只限於白刀子進紅刀子出的一個動作,她完全不明白象棋只是一個遊戲,象棋只是一場虛擬的符號戰爭。一個國家由一個如此無知的女人獨攬大權,不敗亡,是沒有天理的,因此當八國聯軍攻陷北京,讀歷史的人看到這一節,唯一的遺憾,是聯軍的司令沒有把慈禧太后生擒處死,被她逃到熱河,悠閒地吃窩頭。


香港之珍貴,因為香港是中國唯一懂得博弈的城市。雖然香港人很貪小便宜,擅長「搏懵」,但不論如何「搏懵」,也必須服從博弈這個大磁場。在馬路開車,衝紅燈是一種「搏懵」,但衝燈的時候選擇在黃燈轉換成紅燈的那十分之一秒,司機還是在潛意識中承認了交通燈的至高權威。所謂法治,不就是博弈嗎?大律師在法庭激辯,控辯雙方都尊稱對方為「我博學的朋友」,正如美國國會的議員不同黨派,也必須尊稱對方為所謂The right honourable。博弈之下,豈無法理,有博弈,就沒有了戾氣。

香港主權移交中國八年,不斷有人提倡,香港人要放棄所謂「大香港主義」心理,與中國大陸加速「融合」。不錯,中港兩地的經貿活動已經緊密難分了,但香港人面對大陸的時候,卻一定要堅持博弈的大原則,與大陸方面交手,要經常提醒對方:「奴才的車,快要殺老佛爺的馬了」,是在下棋,不是要「顛覆國家」、「推翻共產黨政權」,雖然當慈禧最終了解下棋是下棋,不是造反的時候,慈禧暴戾而愚昧的人格早已經自我顛覆了。香港人遵守遊戲規則,願賭服輸,感謝殖民宗主國,為香港帶來了普通法,帶來了法庭的辯論,為香港的馬迷帶來了賽馬賭博,令香港的馬迷明白,馬會電腦決定的派彩是公正的計算,賽馬一旦出現人為的造馬,練馬師和騎師都會受懲罰。

董建華先生治港八年,正是不明博弈之理,逐步蠶食了香港這座博弈之城行之有效的遊戲規則。雖然奢言「改革」,但他不明白英國人留下的一套社會博弈論的底蘊精神。彭定康臨撤出時,為什麼下令廉署檢控星島集團的老闆胡仙?因為這是精巧的博弈陷阱,他看死了他的繼任人只會用中國式的人情後門思維來應對,不懂用下棋的技藝來拆招。結果是法治受到破壞,香港的國際聲譽失色,放了一個胡仙,董建華付出慘痛的代價,能怪彭定康惡作劇嗎?怪自己像慈禧太后那麼蠢好了。


歐美對中國的政策,是「交往」(Engagement),把中國融入全球一體化的棋局,也就是令慈禧太后明白:下棋是下棋,不是你死我活的戰爭,不必動不動就掀棋盤破口大罵。但中國文化思維之中偏偏缺少「博弈論」的基因。只有「愛國論」的狂躁,法治是葉公好龍,人治才是本性所在。董下曾上,曾蔭權的民望高,他力圖恢復英治時期的博弈精神,成功與否,雖然不令人過分樂觀。在中國人的一生中,經常會聽見「撥亂反正」一類的政治頌詞,一個國家的現代化,就是學習博弈,知道什麼叫「遊戲規則」,就像一個三歲小孩進幼稚園,了解這不是一個攝影的地方,不可以哭鬧,把書包放在桌上,想小便的話,要先舉手,不是把課室當做迪士尼樂園。
香港人之中,最快樂的是兒童。他們出生得晚,從來不知道殖民地的好日子,也不明白甚麼是「董七年」,因為無從比較,他們永遠覺得特首是曾蔭權Uncle,已經很好很好。兒童永遠站在電視機的螢幕前,擋住坐在沙發上的大人的視線。不要叫他讓開,在這一刻,他全神地看卡通台,他之不懂禮讓,正是他這一生人最短暫的純真。當他知道他擋住了別人看電視而帶來不便時,同時他也學會了成年人的機心,因此,讓小孩子繼續成為你看電視的障礙,你能叫他讓開嗎?像一個做好夢的人,你能忍心把他叫醒?

當一個五歲的孩子愛吃口香糖,也就是香口膠,不要制止他,勿告訴他香口膠會蛀牙—他的乳齒遲早會脫換,這個年齡,他不會有糖尿病和膽固醇。這將是他一生中最能無憂無慮地吃甜品的時期。況且,你小時候嚼完一片香口膠,感覺上是一小時,當你長大後,即使再嚼香口膠,只要一分鐘就覺得無味了。嚼香口膠的快感和性愛的持久力,在時間上,很神奇地,在兒童和老人的階段各成反比,此一哲理,他要在老來不舉時,才可以在淚花滿眼的回憶中頓悟,因此,讓兒童細細地享受嚼香口膠的樂趣吧。每一個兒童都不明白,為甚麼在家中養得好好的一隻狗,父母會把牠送走。孩子抗議無效,有一天回家發現他的狗已經不在了,他會在心中留下畢生的創傷。從這一天起,他知道人生的快樂不是必然的,他開始領悟甚麼叫極權統治。然而這一天,像割禮一樣,人生憂患的第一課,是每一個兒童都要面對的。

「今天的孩子真沒有教養—老師走進課室的時候,他們不再懂得起立致敬了。」說這句話的人,是二千五百年前的蘇格拉底,因此,不要抱怨甚麼「世風日下」、「一代不如一代」。教養一個孩子,就像拍一部電影—從寫故事大綱、編好劇本、現場拍攝、察看毛片、配樂,一直到後期剪接,身為父母,永遠不知道最後的成品是甚麼。全世界六十億人,嚴格來說,都來自同一個忘憂的故鄉,名叫童年。童年是人類共同的籍貫,因此,所謂的天下大同,四海一家,當我們看見一座遊樂場,而不是墳場,就會明白其實這就是古今所有哲學家思考的終極答案。

兒童渴望得到玩具,然而,對於兒童,所有玩具只有兩種:一種是他們想要而得不到的,另一種是他們得到的,都不想要。兒童的心靈像新鋪的水泥,印上甚麼,就永久留下甚麼,因此當我走在街上,看見一截行人路上印幾隻狗爪印,會感到莫名的喜悅—許多年前,那隻走在水泥上的狗,還不知道水泥還沒有乾呢,那感覺是多麼的童年。走在星光大道,看見許多明星的手印,那份喜悅也一樣,因為童年的記憶,是一路閃閃的星光,是一條永遠的銀河。
特首新邀行政會議八名「新人」,除了最「年富力強」的「疑似民主派」學者張炳良五十二歲,其他人等,平均年齡已逾花甲,雖為「精英」,亦為「耆英」,可謂「雙英團」。

雖然在中國政治中,八十九歲還可以「發揮餘熱」,「精英八人團」許多位的面容,已出現疲態,其中尚有人曾出任行政會議,今又「回鍋翻啅」,成為再度落鑊的「熟客」。特區「精英」實在短缺,來來去去只能往鏞記酒家、馬會扒房中去挑,又豈能怪「行政會議」的中環工商族進出自如,連田少也有此錯覺,以為今天咬一根牙籤結帳出門,明天一時正原來又有Book?

行政會議精英老化,立法會何嘗不是?民主黨、自由黨,還有其他親中組織頭頭,來來去去就是八十年代香港主權移交過渡期,以為「港人治港」有望紛紛上位的一大批「老」。傳媒記者「Sound-bite」、「做反應」,二十年來就是那幾張懷舊味濃郁的面孔。試想如果今天的電視劇集仍由以下人士為主、配角:謝賢、楊、黃淑儀、白彪、于洋、曾江、羅蘭、陳立品,電視台還有幾多收視率?

行政和立法都出現「金屬疲勞症」,那麼親中陣營咬牙切齒說要整頓的司法「港英餘孽」老巢又如何?終審和上訴庭的列顯倫、李國能、陳兆鎧等,已經是六七十年代「前清遺老」,法官隊伍後繼無人。今日二三十歲一代法律界「帶有中國特色的英文程度」,已經是中環香港會所與文華酒店扒房的司法精英在呷紅酒細嚼鵝肝時憂心交談的話題,二十年後,特區的各級法官,恐怕要由北京上海輸入「外勞」。

環顧四周,不但香港的行政、立法、司法,包括年逾花甲的曾蔭權,但凡可用之人,仍是英治時期留下的「精英老本」,連工商界也早已進入「二世祖」年代,難怪行政會議的八位「新人」,即再粉墨登場,也難掩一臉「金大班最後的一夜」的「打烊感」。

過渡期十五年,甚麼《基本法》諮委、臨立會之類,中方自己培養的「愛國愛港」梯隊基本報廢(否則民建聯和工聯會一早就「執政」,如何還輪到曾蔭權和許仕仁),行政管理還是要靠以曾許為首的AO公僕,行政會議則「馬會幫重現」。司法界專業青黃不接,特區未來十年,面臨「人才沙漠化」的危機,中國的CEPA、自由行等人工呼吸也救不了。曾蔭權只做七年?形勢所迫,中方最終有令,此君會做十二年,不信?打賭好了。
潮流興韓風,不但《大長今》的李英愛紅遍大陸,《七劍》也要搭一件韓妹,連成龍也不甘後人,在《神話》之中與韓國女星金喜善激吻深情,雖然形同爺爺追求孫女,總算溫馨無限,令人覺得金喜善對於長者有一份犧牲。

成龍大哥示範,不止左擁金喜善,在《神話》之中還右抱一名印度西施。左韓右印,蒜頭加咖喱,這樣的辛辣雙飛,非識飲識食之人,又點會如此品味crossover交叉大配搭?

話時話,香港有不少韓僑和印巴裔人士,為何香港青少年的溝女品味如此狹窄,從來不敢找一個韓妹做女友,以及同時找一位差妹,像成龍的《神話》一掃跨區域一腳踏兩船?

香港的韓國人,幾乎都是做生意的中產階級,父母不是擁有一家以上的韓菜館,就是在廣州擁有中韓合資企業的股權。他們的子女在香港讀書(西灣河香港電影資料館對面就有一家韓國國際學校),自小即已融入香港社會,廣東話流利,做對好朋友,應該沒有問題。

至於差妹,就更加多選擇。尖沙咀海防道和亞士厘道;中環雲咸街一帶,都是本土差妹出沒熱蒲地點。她們的廣東話都非常流利,英語更有補習天王的程度,甚至自認為中國人。由於印巴裔人士小圈子密度高,約會一個印巴少女,深入交往之下,你隨時會發覺她的舅父的堂哥的內侄原來是香港印裔富商夏利里拉家族成員,這等同撿到一把金鑰匙,發達咯!再退一萬步,即使她的父親以前是恆生銀行門口長槍的包頭實Q,包頭阿差係錫克族,在司徒拔道口有一家錫克廟,你知不知道那裏逢星期五,任何人都可以走進去享受咖喱美食,分文不收?一生即擁有七分一張免費飯票,讀書畢業之後冇撈,總好過參加展翅計劃或領綜援!

一腳踏兩船,日食韓菜、夜差妹,以祖名阿爸為榜樣,不但可以拓展國際視野,差妹拖出油尖旺,鶴立雞群,連殺上蘭桂坊的九七吧,酒保侍應優先接待,滿座賓客也會自動讓出一條路,讓你埋位買兩杯啤酒。

香港是一個亞洲國際城市,為什麼連啟剛啟山,溝來溝去,不是郭晶晶就是章子怡?成龍為香港青少年的溝女哲學指出一條康莊大道,國際美食,至少試勻亞洲,睇了《神話》,雖然走出戲院時很不想遇到朋友,以免被譏笑為老餅:「仲睇成龍?點解唔睇埋龍劍笙梅雪詩?」但成龍大哥教起菜,口味新穎,正到暈!
《高凶三萬尺》是這樣一類的電影:觀眾買票進場,一坐下,剛開場兩分鐘,那隻抓吃爆穀的手就凝止了,嘴巴稍微張開,來不及咀嚼,一包爆穀滿滿地捧到散場。

兩小時之後,走出戲院想一想,情節通通都是破綻,豈止像買了一件豔麗的旗袍,回家之後發現這裏有個洞,那裏的線頭脫落,簡直是矇矇矓矓的讓編導迷姦了一回:完事之後才發覺自己衣衫不整?那麼剛才是如何火熱地溫好了一遍,而且那個過程,還那麼Enjoy?

因為片子的宣傳很震撼:一個單身寡婦明明帶了小女孩上飛機,從柏林飛去紐約,女兒在機上不見了,遍找不獲,問空姐,她說根本沒有小女孩的登機紀錄。

這個女人剛死了丈夫。他在住所高空墮下,棺材隨機付運。女主角到處找女兒,沒有人相信她,反指她有妄想症。她指機上幾個阿拉伯人串謀想劫機,抓了女兒藏起來做人質。鬧到機長那裏,打電話回到殮房一問:原來女兒一早就死了,放在棺木裏跟丈夫的屍首一起運上機。

拖女兒上機的一切通通是鬼魂的幻覺吧?當然不。答案是—當然不可以披露,不然就比販賣盜版更令人詛咒祖宗十八代了—這樣的故事十分的斯理:令人想到前世今生、外星人擄劫,或者飛機闖進了異度空間之類,但是電影的宣傳做得出色,讓一個焦慮錯亂的茱迪科士打發瘋地追問全世界的人:她的女兒明明上了飛機,到底去了哪裏?

即使沒看過電影,也知道了這個懸疑,加上女主角的演技,足夠叫人乖乖掏腰包進場。最後的真相是七拼八湊地胡謅吧。最關鍵的一點,事前是如何能控制主角的這兩母女是自願第一個走上飛機的,所以沒有一個乘客見過她的女兒?

最犯駁之處,是女主角的職業明明是飛機工程師,了解飛機的每一樣組件,選擇她來開刀,不是太冒險了嗎?為甚麼不找一個普通的家庭主婦?這一切要在散場後才省悟,但編導已經高明地騙了觀眾的錢,一覺醒來才知道上當,但誰叫你當初迷迷糊糊呢?

電影最後,機師向女主角道歉,幾個阿拉伯乘客為女主角提行李,女主角也應該向他們道歉的,但她沒有,這是「九一一」之後的商業考慮,編導太高明了。被高明的創作人「搵笨」是甘心的,何況有時所謂創意,只是一場局部麻醉的迷姦。
管理一個中國人社會,其實容易,只要掌握民族的兩大特徵:第一,是凝聚而成奴性;第二,是分散而為山頭。

曾蔭權任內的立法會,即可如此兩分陰陽的「天下」:六十名議員,有三十五人是自由黨、民建聯、工聯會,其他散兵游勇的「非民主派」,他們對曾某即使有百樣牢騷,心中有千句嘀咕,一有機會就想搞小動作,但畢竟「愛國愛港」的血緣歷史悠久,必要時中國政府在北京一「吹雞」,誰也不敢造反,人人自動歸隊。中國人的「奴性主義」,可供凝聚。

另一部份,就是亟欲拒絕做奴才的「泛民主派」了。立法會中有二十五席,這些人壞在許多讀過兩本洋書,自問有點「鬼仔鬼妹性格」,特立獨行,然而他們畢竟化了灰還是炎黃子孫,血液之中,還存有魯迅診斷的「一盤散沙」的內鬥基因,時來運轉,即陷入「山頭主義」可供分化。

例如曾蔭權只委任了一個「學者」張某進入行政會議,「泛民主派」立時自我顛覆翻天。當事人急忙否認自己是「民主派」中人,民主派則指這位「幸運兒」只是「政治花瓶」,不足以成為「橋樑」。民主派一夜之間成為一眾為了一顆糖而爭酸呷甜的幼兒。

「泛民主派」如果成熟而有見識,就應該富有歐美議會政黨的團隊精神,既然一人暫時上了位,則一步死棋,當做活棋來走。即使己方處於劣勢,有一人「帶波」過了「中場」,眼看可以進入腹地,其他球員,或扇形包合,或拉布漫攻,不要管誰出風頭,無論如何都配合這個「帶波」的球星一起上。

中國政治之陰暗與愚昧,正是「奴性」與「山頭」互見,並成「凝聚」和「分化」的二元之局。清朝的太平天國之亂,清政府江山百年,一早就凝聚讀書人做大官,甘為漢奴清犬,曾國藩、胡林翼、僧格林沁,可成「團結」的保皇軍團,在野的太平匪黨,一殺進「天京」,即生「洪楊之亂」,自我內鬨,不管上有昏君明君,下則奴才可以共富貴,散沙不可以共患難,閱讀中國歷史,這一點心得,不可不察。

今天這個「立法會」,不必動用彭定康一級的國際政治藝術,因為只是「奴才」與「山頭」陰陽二分的一條小唐人街。三十五席的親中那一半,交給中國來「吹雞」,二十五席的「泛民」那一塊,特首區區邀一張某入席,即可分而治之,引發其內亂。所謂「穩定和諧」,亦即善用此陰陽張弛之道而已,中國怎可能有「民主」?由此引伸,統治這個國家,其實又有何難哉?
中國詩惹人過份的「解讀」,因此文字獄和陰謀論盛行。

不錯,《紅樓夢》的每一首詩都可以索隱,詞句話中有話,像千層剝開的洋:像山中高士晶瑩雪,「雪」就是「薛」寶釵;世外仙姝寂寞林,「林」就是林黛玉,但那時是雍正年代,作家詩人因文賈禍被殺了許多,恐懼變成積習,把意思收藏起來,讀詩像猜謎,後人別有樂趣。

解讀和索隱到了極端,你看到橘子,我看見的是蘋果,他看見的卻是一隻皮球,沒有一個說法,一首詩就變成了一宗千古懸案。一部偉大的作品,從來是惹人爭論不休的,像黑澤明的《羅生門》,一宗森林裏的兇殺案,四個人說了四個版本,哪一個才是真的?金庸的《雪山飛狐》,主角的那一刀劈了下去還是沒有劈?一代代的觀眾和讀者不斷爭辯下去,作品就像包了一層保鮮紙,保用的日期到永遠。

古今最偉大的作品解讀,是蒙娜麗莎的微笑。畫中人是誰,她為甚麼這樣穿衣服,她的兩手為甚麼這樣擺,臉上的笑容是狡黠、滿足,還是一抹天機。五百年來無數的心理學家和藝術鑑賞家發表過千萬言的論文,只為了追尋一朵微笑的底蘊。像死海卷宗,像莎士比亞的身世,像曹雪芹寫作的緣起,越索隱越神秘,越解讀越迷惘。

豈同理工科的實驗、計算、發明,藝術的解讀,沒有人能領諾貝爾獎。誰是「發現」蒙娜麗莎笑容謎底的權威?不要尋根究柢,因為藝術不是科學,只要用心頭暖暖地感覺,沒有原因,沒有動機,沒有得解釋,不要問為甚麼,就像吃一口朱古力,不要研究有幾多卡路里,有幾分可可和奶糖,只問問自己,口感好不好。

「鳳尾香羅薄幾重,碧文圓頂夜深縫。扇裁月魄羞難掩,車走雷聲語未通。曾是寂寥金燼暗,斷無消息石榴紅。斑騅只系垂楊岸,何處西南任好風?」

這裏面想說甚麼,重要嗎?一件藝術作品,像風中回顧的一段已逝之情,當年為甚麼失去了他,到底是因為第三者還是彼此性格不合,他的情信和情話曾經有過甚麼暗示,不必事後檢討,無從理性分析,總之已經過去,金燼了,石榴曾經那麼紅,眼淚乾了,天邊殘留一片雲彩,一切就像畫中人的那個微笑,當時令人凝觀而入神,入定而感動。而那半年的熱戀,感覺是那麼那麼好。
曾蔭權重組行政會議,引入八名「新血」。「新來新豬肉」,八人埋位,馬上向記者發表所謂「感想抱負」。

八人之中,以民主派擦邊人物張炳良的反應最為矚目。張某與民主黨劃清界線,指「不代表任何黨派」,又聲稱會在行會內爭取「二○一二年普選」。其他人等,也紛紛各自澄清,一個說沒有參加地產業務,一個自稱會承擔責任,一個更戲稱「四點不露」,又否認入行會是領取助選的回報。

這一大通「回應」,對於曾蔭權的特區政府,有何幫助呢?一點也沒有,只是八人各自抒發感情,為自己拚命洗刷形象。八人的「回應」,既然無助於曾特府,則他們這些話說來做甚麼?是要向市民表態自己並非「同流合污」,而是想「打入建制」才「發揮良好作用」?還是害怕一旦入行會,「貞節牌坊」蒙污,要及早解釋?

當年彭定康來港,重組行政局,任命一批新人之日:錢果豐、麥列菲菲、董建華、陳坤耀、李國能等,有聽見過這些人站成一列向公眾發表「感想」嗎?十六大胡錦濤坐正,介紹政治局全體常委,溫家寶、吳邦國、曾慶紅、賈慶林、黃菊、吳官正、羅幹等人一一亮相,也不過揮一揮手,有在台上發表一通「個人意見」嗎?維持強勢行政主導,要由行政會議全體重組的一刻開始。董七年管治散漫,原因正在於行政會議的一干人物,一張張嘴巴管不牢。這個發表「個人意見」,那個抒發「個人感想」,一項政策,尚未成形,行政會議已經各有各的說法。

當年殖民地行政局之權威,在於他們是群默不作聲的臣僕。彭定康叫麥列菲菲講政制,叫陳坤耀講經濟,其他人等通通收聲。即使這一兩個「發言人」,說話時無不戰戰兢兢、謹慎萬分,因為「講錯」,第二天會被肥彭斥責。台灣總統李登輝能維持個人權威,委任的副總統李元簇、其任內沉默不語,被指為「無聲的人」。李元簇之沉默,營造了政府的威儀,反之今日陳水扁的副座呂秀蓮,一上台就多嘴,自稱是無權的深宮怨婦,副總統淪為八婆,台灣民粹大興。

特區的記者渴求「反應」,搶Sound-bite,因為要向傳媒老闆交貨。堂堂政府沒有理由遷就記者的Sound-bite慾,跟咪高亢奮多言。毛澤東少年時有蛙詩句:「春來我不先開口,哪個蟲兒敢作聲」,中國的政治,還處於原始的小農腔期。強政勵治,必由四周的官員生就的嘴舌肌肉控制起,在每人的唇間,裝上一條拉鏈。講多錯多,最終市民不要聽你說甚麼,而是看這個政府能做甚麼。施政報告已經一掃假大空了,曾蔭權何時也能節制行政會議的一干人戒除Sound-bite慾,少講廢話?
一句「一水護田將綠繞」,惹來千嘴百舌的「解讀」潮。

中國詩就是有這般魅力,雲詞霧句,假話真情,此中真意,必然「三山半落青天外」地惹人追思索隱,這一層機關,英詩是沒有的。

中國詩擅長詠物寄志,因此中國詩中有政治。紅樓夢裏,寶玉、黛玉、寶釵一起吃大閘蟹,三人各吟詩一首,以蟹為題。寶玉的一首很平庸,黛玉一開口就好「串」,叫人腰板坐直,洗耳細聽:「鐵甲長戈死未忘,堆盤色相喜先嚐。螯封嫩玉雙雙滿,殼凸紅脂塊塊香。多肉更憐卿八足,助情誰勸我千觴。對斯佳品酬佳節,桂拂清風菊帶霜。」

開頭一句,氣魄充滿動感,鐵甲長戈,是戰爭場面,很Aggressive,與黛玉這樣一個弱女子,殊不相稱。這是作者故意的錯配,為甚麼?就是要把讀者嚇一跳:黛玉外表柔弱,原來是內心激憤的性格女子。在黛玉眼中,大閘蟹是敢於橫闖的戰士,雖然失敗了,給煮了下鍋,「螯封嫩玉,殼凸紅脂」,有烈士之悲壯。黛玉的詩,表露了人物的反叛權威性格。

薛寶釵聰明,如何聽不出來,也吟詩反擊:「桂靄桐蔭坐舉觴,長安涎口盼重陽。眼前道路無經緯,皮裏春秋空黑黃。酒未敵腥還用菊,性防積冷定須薑。於今落釜成何益,月浦空餘禾黍香。」

同是詠蟹,「Angle」完全不同,竟是詛咒螃蟹,暗裏嘲諷黛玉:「眼前道路無經緯」,進得這座賈府,就要知所禮節,若是不守規矩,最終一定「於今落釜成何益」,自找毀滅的下場。


一句「酒未敵腥還用菊,性防積冷定須薑」,對蟹咬牙切齒的仇恨,躍然於紙,也令讀者暗吃一驚,一個平時面面俱圓笑容可掬的人物,原來內心有陰暗的一面。黛玉的詠蟹詩,性格孤高而多稜角,寶釵和一首,暗暗警告:敢亂說亂動,定會宰了你。

林黛玉是「革命」的,像「長毛」和哲古華拉;薛寶釵是「反動」的,內裏是李鵬和張德江,儘管表面很「范徐麗泰」,所以若欲「從政」,不先把一部《紅樓夢》讀通怎行?

黛釵吟詩像跳探戈,像拳來腳往的表演功夫,中國文化之含蓄在此。今天的中國人,說話應對,有這樣的級數嗎?如果沒有,又怎能怪人移情別戀,改而崇拜邱吉爾?
曾蔭權施政報告,一洗董七年來假大空,答應「決心以真誠務實的態度工作,摒棄任何浮誇的承諾,重實際成果,樹立施政新作風」。

七年以來,親中挺董保皇份子年年吹捧董氏施政報告的甚麼「高科技港」、「中藥中心」是偉大的「藍圖遠景」,今日戳破,原來「藍圖」即是浮誇,「遠景」即是謊言,謹小慎微反是「務實」,「無料到」卻是平穩。類似文化大革命,毛澤東仍然在位時,是「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偉大運動」,毛死鄧回,則即變質成為令「國民經濟陷入崩潰邊緣」的「十年浩劫」。

殖民地時代總督也時時換屆,麥理浩下台,尤德上任;奕信下台,彭定康上任,施政報告的基調,字眼詞句並無戲劇性的落差。但回歸八年,香港卻經歷「風景不殊,山河各異」的政治巨變。中國式的施政報告,今是昨非,今黑昔白,充滿「從大亂走向大治」一類的過山車Feel。

毛澤東在生,胡搞亂撞,無人敢批評糾正,連走資派鄧小平也要蟄居江西,給「毛主席」寫檢討,非要等毛澤東自然死亡,鄧小平這個「走資派餘孽」出山,明正言順走修正主義道路,全國才如夢初醒,爭相「向錢看」。

香港「回歸」八年,陳方安生不慎做了劉少奇,曾蔭權成了鄧小平。香港劉少奇淪為亡魂,有待「平反」,香港鄧小平呢,被貶謫為清潔大隊長,薪嘗膽,終於「恢復名譽」。所謂摒棄浮誇,樹立新風,亦即「撥亂反正」。

最可憐的,是特區的親中老愛國陣營。他們三十年前,經歷過由「擁護敬愛的江青同志,打倒走資派鄧小平」到「打倒四人幫,小平您好」顛黑倒白的大衝擊,思想一度轉不過彎,想不到香港「回歸」,卻要多經歷一次「昨天橫掃港英餘孽,今日協助爵士強政勵治」的精神,二度扭曲,人生苦短,就此浪費在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的「Attention - Left、Left、Left Right Left」的左右左政治口令之間,「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眼見民主派北訪居然「坐頭」,自己當完了螺絲釘,又為布景板,怎能不發出「只有辱,沒有榮」的抑鬱抗議?

「曾港男」春風滿面,「董浮誇」黯然無聲。民主派漸成新保皇黨,親中愛國反變「亂港勢力」。在一個奴才社會,甚麼是黑,甚麼是白,不知標榜「獨立思考」的甚麼通識教育、公民課程,有沒有Model Answer?
特首在施政報告裏吟詩:「一水護田將綠繞,兩山排闥送青來」,兩個政黨都不約而同地引句和應:「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自以為機智,其實平庸。

因為朱熹理學大師的這一句,被引得太多太濫,本來很有意境,但當一個社會不求深度,只問Sound-bite,一句詩也很易淪為一塊千口交傳萬齒嘴嚼的香口膠,吐出來,黏在牆上,不知是破壞公眾生的一件穢物,還是一團行為藝術的展品,總之已經沒了那層香口的薄荷。

例如竹子,本來是清幽的雅品,但當許多年前,恒生銀行聘用了粵語長片小生張活游,假扮一個富翁,在一段電影廣告中吟詩:「寧可食無肉,不可居無竹。無肉令人老,無竹令人俗,滴水可成河,人生應儲蓄」之後,看見了竹林,就令人想起「豬仔錢箱」裏的許多一元幾角的硬幣,以後看見了綠色的竹葉子,也令人想起「你精我都精,飲杯竹葉青」的那個「愛祖國用國貨」的電視廣告裏的幾位穿「夏老威」的中國籍中年男子,舉杯飲勝咧嘴而笑時露出的幾顆金牙的光輝。

就像「羅曼蒂克」這個字,簡稱浪漫,英文Romantic。然而Romantic也不是原文,最早源於一個字,叫做Roman。為甚麼呢?因為自十五世紀之後,歐洲通用的語言,漸漸從古典拉丁文過渡為一種叫「羅馬語」(Roman)的口頭方言,語系從此分支,成為今天的法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這幾種語言,統稱「浪漫語系」(Romance languages)。

漸漸又花開兩朵。Roman在法文裏是小說和故事的意思,渡海到了英國,變成Romance,專指男女關係。「羅曼蒂克」,指一對男女沉浸在情慾裏的迷醉和欣喜。情慾卻又是虛幻的,帶幾分盲目和愚昧,因此浪漫的感覺有點像吸毒,而愛情不就是一種甜甜的海洛英嗎?

到了十九世紀,「浪漫」演變為英國詩歌的流派,像拜倫和雪萊,追求個性的解放。相對於格律嚴正的「古典」,浪漫變成了散漫的抒情,今天,英語會話裏不能再輕言Romantic了,因為會令人有點糊塗,不知閣下指的是西班牙語、情慾的感覺,還是詩歌。

還是,到了香港,指一家時鐘酒店,又或者歌星羅文的英文名,到底是Roman還是Loman?或許兩樣都不是,叫「籮聞」,原來是香港油尖旺區的語言變種。問渠那得清如許?Romantic,不錯,本來是清澈的源頭,但流到政棍的嘴巴中,變成一灘混濁的口水。
曾蔭權施政報告,回歸英治特色的「平實穩」,沉潛有道,洗刷董左年代的「假大空」,音象無聲。如果自八年前開始,香港特區的施政報告是如此風格,香港豈會走了這一段血淚交纏的窮途歪路。曾蔭權撥亂反正,重新確立政務司司長的宰相權威,上重組行政會議,復行精英制;中貶抑「問責局長」,扶立公務員;下則撒豆成兵,擴充「策發會」,緊貼民情,虛實相間。輕重分明,把一副八年來慘遭支離分解的一副「建制」重新搭起,真是「早知如此,何必當初」,胡錦濤和曾慶紅敢起用曾蔭權,眼光確實比他們的前任高一線。

施政報告的重點,在於政制的重建,經濟民生,則是重申方向,相應模糊,在這方面,卻又被指為「冇料到」,洗脫了假大空,一無虛幻藍圖,二缺浮誇遠景,「無為有處有還無」,就是最大的進步了。

若真有不足之處,就是「知識型經濟」的目標不可言棄。「高科技港」和「中藥中心」是虛浮的口號,固然是浮誇,但不表示香港仍然要走「泡沫消費型經濟」的死路,香港的經濟,必須出現精英化的知識階層,不一定是高科技,也不能靠甚麼中藥和中醫,而是發揮「香港仔」式俏皮小聰明的創意工業。只有知識型經濟,才可以令全民逐步擺脫「地產主義主導經濟」的泡沫癮。胡錦濤提出的「科學發展觀」,也在大陸平抑地產和政績工程氾濫的「泡沫增長」。施政報告與其遵從「和諧社會」的大陸合唱「主旋律」,不如多細嚼「科學發展觀」的意義,兩年「撥亂反正,平穩過渡」,隨後五年「科學發展」,令香港平抑泡沫虛火,重奠本元根基。


曾蔭權的施政報告交了卷,民主派的應對卻鮮見進步。行政會議出現了一個民主派人物,民主派不是恭賀他,向他聚攏,責成他在行政會議內成為民主派的代表聲音,而是酸溜溜地指此君「不代表民主派」,指曾蔭權想「分化民主派」,盡顯中國式的政治小家子氣。

中華民族的基因遺傳:可以共患難,不可以共安樂,連黑社會組織也懂得叫做「和勝和」、「和安樂」,因為黑社會腥風血雨,深知中國人內鬥互噬的頑劣天性,在野必須以和為貴,像韋小寶,身為天地會香主,當了康熙皇帝的侍從,天地會的兄弟又豈會先一口咬定韋小寶一定會成為「分化江湖」的內奸呢?為甚麼不能借助韋小寶的「魅力」,向康熙曉以大義,闡述「黑社會也有愛國的」的道理,令韋小寶感化康熙,協助這位滿洲皇帝「漢化」呢?

中國的指令如山,施政報告當然沒有提及「○七、○八雙普選」,書生氣的民主派,不是仍堅持烏有的「○七、○八雙普選」,就是迫中方和曾蔭權提出甚麼「普選時間表」。為甚麼不換一換這鍋湯,改為「爭取二○一二年特首普選」呢?

二○一二年,距今七年,說遠不遠,香港人可以等待;說近不近,如果「強政勵治」有力,「科學發展」見效,「和諧社會」生輝,中國度過了二○○八年奧運的臨界點,大陸政經穩定,胡溫增加了自信,二○一二年香港普選先行,今天也滿口「民主」的胡溫未必屆時就沒有「新思維」。

二○一二年,曾蔭權七年屆滿,如果在他任內可以推動普選,則曾蔭權在香港史上,將成為另一個蔣經國,條件是民主派、民建聯、自由黨,還有香港人,與在台上的曾蔭權和政府,一同合演一場好戲,未來七年,令胡溫信服「普選不是混亂,民主並非顛覆」,令曾蔭權繼上台而帶民主派上京之後,完成下台則為香港促成普選,完成其個人的「千秋功業」,這才是博弈的一場多贏精妙之局,這才是港人共同奮鬥的新目標,問題是:香港的每一位公民,要組成一支優秀的交響樂團,有沒有這樣的智慧?


曾蔭權在施政報告中突出「政治」,如果能成為彭定康的衣弟子,則今後七年,這就是最大的政治了。甚麼是「強政勵治」?中華民國時代的情報領袖戴笠曾經寫過一副對聯:「施霹靂手段,顯菩薩心腸」。霹靂手段,就是管理特務同袍,必施紀律鐵腕,內而強硬。菩薩心腸,就是保國民,必須慈悲仁愛,外而寬厚。這是中國儒家政治的特色,上從盛世明君,下至「老竇教仔」,純以此當然尚不足以把香港建成一個國際化的都市,但這也是與歐洲政治思想家馬其艾維里的「君王論」原則不謀而合;手段不妨卑劣,目的必須崇高——在「強政勵治」的過程,未免會多得罪人,民主派不滿、民建聯搞小動作、自由黨怒吼、職工盟抗議、示威無日無之,但只要達到「福為民開」的目的,則強政不妥協,勵治不退縮,正是「施霹靂手段,顯菩薩心腸」的隔世翻版。古今中外,曾國藩、邱吉爾、戴卓爾夫人、彭定康,莫不如此,香港人喜歡賺錢享樂,性格比較單純,香港欲培育所謂「政治人才」,必須明悟此一看似矛盾、實在統一的陰陽之道。二○一二年普選,是可以實現的,六百萬香港人,一起來學搞政治,大家好好幹吧。
曾蔭權施政報告,以王安石詩作結:「一水護田將綠繞,兩山排闥送青來」,被指「借詩諷董」,因為王安石是失敗的「改革家」,晚年賦閒在家,「令人聯想」到董建華。

中國人的許多文字獄,就是因為詩文修辭,意境曖昧含蓄,「令人聯想」到在暗罵這個皇帝、嘲弄那個君主,結果一家大小都抓起來,開刀殺頭,充軍邊疆。

如果真要借詩諷董,這兩句還不夠格。第一,王安石的才華怎是董建華先生能比?王安石雖然改革失敗,但在中國歷史上卻是備受推崇的勇者。第二,這兩句詩又是綠又是青的,配合了施政報告的印刷顏色,如果暗諷「董生」,那麼董生從政無論再不濟,人家婚姻美滿,夫妻相敬如賓,做老公的,何來的一片青綠色?

如果有心諷董,不是沒有佳句,例如劉禹錫:「玄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今天大家看到的桃花美景,只有董建華先生下了台,才由我曾某一手栽種,今天香港經濟復甦,也全靠董建華下台,本人上位。

還有李商隱:「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嫦娥就是「阿董」,為香港藥石亂投,結果自己被貶到月球的廣寒宮,天天坐冷板了,真是活該嘛。

還有劉禹錫的另一首,也很好用:「百畝庭中半是苔,桃花淨盡菜花開;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百畝的小庭園,一半生了青苔,桃花都已凋謝光了,剩下菜花,這一句分明是:董建華的「高官問責」班子完蛋了,還不是要靠「港英餘孽」?當時種植桃樹的那個牛鼻子道士,不知道哪裏去了?且看我這個一度被「投閒置散」的前度劉郎,今天回來了,吹咩?

「前度劉郎今又來」,還可以指專程回來香港恭賀曾蔭權爵士登位並復行英殖舊制的彭定康,可真把一干「愛國愛港」們看得眼火爆啊。

陳方安生在施政報告發表之前,突然大罵「高官問責制」,記者如果問特首有何感想?曾蔭權可以笑答:「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

那麼人人都說「曾許新政」,你曾蔭權爵士跟他「肥龍」許仕仁拍檔,並成大權獨攬的「餘孽哼哈」,這又是甚麼意思呢?則又可以笑答:「天階夜色涼如水,看牽牛織女星」。引一句詩,你看到甚麼就是甚麼,不必由當事人來解,說不是諷董,是指經濟形勢好,記者太笨了。不讀詩,無以言,一個淺薄庸俗的社會,太需要詩。
政治家曾蔭權的施政報告,左一個「政治領導」,右一句「政治人才」,施政報告,以「政治」為本,回想在「參選」時填表自報職業「政治家」,遭到親中政敵嘲辱——你說我不夠格當政治家,我偏要政治給你看——今日左一巴掌,右一耳光,暗報了一箭之仇。

施政報告的新意全在「政治」上面:恢復政務司司長的宰相權威,統籌局長職責,再加一名常任秘書長監督推動局長工作進度,局長又全被飛出行政會議。可憐當年誤為「董生」所哄,搞甚麼「高官問責制」,眼看政務司司長架空,出任局長,以為放棄商界高薪厚祿,平則大權在握,進則為下屆特首,沒想到董生腳痛下台,「高官問責」的一干局長,又戴上了「政務司司長」和「常任秘書長」的雙重枷鎖,逐出內閣,在大門外風乾納涼。不要怪責「回復舊制」的曾蔭權,只好怪被「董生」賣了豬仔,不知有沒有得向「董生」索償了。

「行政會議」這塊招牌,從前是尊貴的行政局,回歸後變身「會議」,則七嘴八舌,淪為勾心鬥角的「多嘴街」爭當特首的鬥獸場,正是「廟小妖風大,池淺王八多」,復經廿三條風暴前後自由黨「人民英雄」自進自出的那麼一蹂躪,黃台之瓜,陰乾有時,故此必須另起爐灶,把董年代成立的「策略發展委員會」擴至百人,面向中產和民眾,此一策發會撒豆成兵,隨時可以成為真正的「大行政會議」。

原來的「偽行政會議」,再加入八名非官方新人選,「增持新股」,萬一還不夠「強勢行政主導」,不怕,董建華留下的空殼多的是,還記得尚有一個「加強社會凝聚力小組」嗎?再委任幾位「與我合拍」的有緣人士進這個甚麼凝聚力小組,從旁協助「行政會議」開會,減輕「行政會議」原有董班子人物日理萬機的工作量,跟「策發會」遙相呼應。「行政會議」頓成一座紙糊的衙門,只等明年七月十四盂蘭節,抬到西邊街,讓阿婆們一把火燒了算。

至於開設「政務助理」,為政黨培訓「政治人才」,由於帶有慈善性質,而且容易影響公務員的中立性,影響中立性,則容易影響公務員士氣,因此必須審慎,與設立最低工資一樣,要慢慢研究的。最早在第三屆才實現,還是太匆促了,所謂十年樹木,百年樹人。

「政治人才」課程漫長,例如給政務司司長沖茶、遞熱毛巾,財政司司長吃大閘蟹時,主動給司長斟黃酒,加一顆話梅,其手勢要端正,儀態要典雅,表情要謙恭,非培訓個三五七年不能結業升級,政務助理在二○四六年開始落實安插,尚未為晚。
曾蔭權施政報告,沒有了「高科技港」、「中藥中心」、「在新界建兩個無煙市鎮」之類「宏圖遠景」,也恢復政務司司長的權威名譽,間接否定了「高官問責制」。不僅如此,還自我宣示要成為「政治領導者」,營造一個可有效施政的「政治環境」,對「政治領導工作」相當專注,左一個「政治」,右一個「政治」,原來當初填報職業為「政治家」,確有所本。

左一巴掌,右一記耳光,摑在眾多中國奴才的臉上。原來,董七年的「宏圖遠景」,證實是「假大空」;「高官問責制」,最終還是要恢復「港英」的港督布政司軸心強制;而所謂「香港從來只是一個經濟城市,不是政治城市」之說,也宣告破產。過去七年「我挺董」的一片奴呼婢喊,直如一場春夢。今天,北京主人又要求特區的奴才「協助曾蔭權強政勵治」了,今日之我再次否定昨日之我,奴才們又紛紛讚頌曾蔭權的施政報告「平穩務實」了。當一個中國奴才,不但要失憶,還要寡廉薄恥、毫無主見、摒棄尊嚴,他們畢其一生不必啟用大腦,只須開動條件反射的小腦;他們的嘴巴,不必說話,只須重複;他們的雙手,只有兩種用途,當台上的主人在訓話,他們除了抄筆記,就是鼓掌;一時鼓不了掌,因為他們在抄筆記。

過去七年的假大空,「港人治港」其實是「港奴治港」。真正的港人,在二○○三年七月一日走上街頭,因為他們還有尊嚴,尚有常識,許多還有治港的真正才能,眼見港奴治港,行將把香港破壞葬送淨盡,才挺身而出,發動了五十萬人護港大遊行。中國的胡錦濤審時度勢,把董建華一腳踢下台,換了「香港仔」、公務員出身的「港男治港」。「港男」當政,首要是避免像董建華一樣,優柔寡斷,聽風見雨,成為「港奴治港」的「人肉許願樹」。雖然離真正的「港人治港」,亦即「最終實現全面普選」尚遠,但「港男治港」,還是優於「港奴禍港」,因此「曾港男」民望高達八十分。

曾氏施政報告出籠,「一眾奴婢僕,七年假大空」,原來到今天才「撥亂反正」,把「被顛倒的歷史重新顛倒過來」。中國人幾時才可以走出奴才政治的歷史宿命?答案是:「港男治港」只是過渡,「港人治港」尚未成功,須嚴防大小港奴再度毀港。
今年是鄭和第一次下西洋六百周年,中國政府大張旗鼓紀念。鄭和下西洋是古老的故事,不錯,明朝中國的航海事業比西班牙的哥倫布早了七十年,中國今天大事宣傳鄭和時代中國的航海技術如何精確,造船的能力如何高,但中國為什麼沒有稱霸海洋?不是技術,而是策略;不是中國造不造得出大如足球場的寶船,而是中國對海洋沒有興趣,對外面的世界沒有好奇心。

航海為什麼在歐洲發達?看看地圖就知道:先比較歐洲和非洲——歐洲面積比非洲小,但是,歐洲的海岸線遠比非洲長。非洲的陸地面積大於歐洲,但非洲的海岸線很平坦,歐洲的海岸線則凹凸多姿。

就像人的大腦表面,凹紋越多且深,大腦思考越發達,人就越聰明。大腦表面光滑,凹紋淺,就比較蠢一些,像猩猩的腦子。非洲的海岸線比歐洲平直許多,因此非洲海岸沒有什麼港灣。歐洲卻不同:從北歐的斯堪的納維亞到希臘和意大利,從英倫到馬爾他,海岸線曲折深迴,港灣無數,有海港則有船舶憩泊之所,即可刺激海上貿易,促進海上交通和文化交流。非洲黑人不善航海,地理上的理由,是除了北臨地中海的北非有一些海港如阿歷山大,東非和西非的海岸平直,沿岸水淺灘平,輪船要停泊在離岸甚遠的外海。歐洲人航海,一直都是繞過好望角直放印度洋,有沒有在非洲海岸停泊的?沒有。看看地圖就知道答案。

因此善於航海的英國人,十五世紀中葉把炮艦開來中國,第一眼就觀察中國的海岸線,最先發現香港是中國唯一的深水良港。英國迫令中國開放五口通商,也目光如炬地看中了寧波、廈門、馬尾,還有山東的威海和吳淞口的舟山。中國的海岸線不長,但相當曲折,與歐洲相比,雖不如歐洲海岸之凹凸多變,卻遠遠比非洲多港灣。這樣的天然優勢,中國人自從炎帝和黃帝統治開始,凡四千年,一直完全沒有察覺,直到英帝國主義者來叩大門,也沒有如夢初醒地看看自己的地圖。一個小女孩初發育,性教育的課本,總先教女孩照鏡子,脫光衣服,好好觀察研究自己曲線日漸玲瓏的身體。中華民族從來沒有探究從遼東到海南島這條浮凸多姿的曲線,這是眼光低劣的最大敗筆。


非洲黑人不善航海,是應該認命的,因為並不得天獨厚,上帝在創造非洲的地理時,對黑人實在太過狠心——非洲不僅沒有良港,內陸連一條磅礡的大河也幾乎沒有:非洲北部是一片大如美國的沙漠,非洲內陸的河流短小而淺,沒有幾條是奔流到大海的。沿非洲海岸,平原地帶狹窄,不超過二十哩,一上岸走不多久就遇到山嶺,交通只能靠河道,但非洲的河流不利航行。內陸的尼日爾河,雖長達三千哩,卻沒有奔向海洋,只有尼羅河與海洋接上了軌。

中國的地理卻更有優勢。不喜歡航海,在河上航行總可以了吧?長江和黃河,都延綿內陸,奔流大海,而且長江可容一萬噸的輪船行走。然而中國人對河流的水利交通興趣不大,清末外國列強入侵,各國劃定了「勢力範圍」,俄國要了東北烏蘇里江一帶,日本佔了遼寧旅順,法國要了雲貴,英國除了威海,還把長江中下游列為「勢力範圍」,沿江勘察水文,研究水利工程,這些工作,為什麼「漢唐盛世」一點也沒有做過?除了眼光拙劣過人,就是對自然萬物缺乏鑽研探究的好奇心。上天對中國其實很鍾厚:

曲折的海岸線,遼闊的平原,奔流縱深外接海洋的河流,還有大如滄海的湖泊——非洲的湖多鱷魚沼澤,中國的湖卻孕育魚米,這樣的國家,自己不善經營,終於惹來外國列強來瓜分,總不可以把責任全都推給所謂帝國主義吧?

非洲大陸多高原,幾乎整個非洲的地勢都高於海拔一千呎,因此非洲即使有大河,也要垂直奔流,瀑布特別多。非洲多傳染病,例如一種叫「菜口蠅」的昆蟲,叮咬牛馬,因此非洲人運輸貨物,也少用動物,由非洲婦女用頭頂子。中國的高原多在西北,中部有丘陵,華北、長江流域、江南,盡皆平原,河深湖大,如果能維持人口合理穩定,例如三億以下,加上一個合理的制度,這片土地不只能孕育世界數一數二的優秀文明,還必定崛起全球第一的強國。


中國立國三千年,什麼「漢唐盛世」、「康乾盛世」,其實都不夠格。因為上天給你這片上好的土地,不想中國只以「民以食為天」的農業耕作掛帥經濟,希望你能研造科學;上天賜予你江河湖泊,也不想中國只出產李白、杜甫、蘇東坡一類詩人,希望中國能從地理中悟出航運之道。其實航海能悟出許多科學:因為波兇浪險,人類發明望遠鏡和制訂經緯線;因為異域多病毒奇症,必須發展完善的醫學。因為航海風險大,更珍惜生命,敬畏天地,歌頌自然,採集動植物各樣標本,勘探地質和岩石。連埃及人只依仗一條尼羅河,也創出六千年前的一段燦爛的文明,炎黃子孫坐擁的寶富河山,豐奇於埃及何止幾倍?

原因在於制度。儒家思想發芽於臨海的山東,正如希臘的蘇格拉底在地中海邊找到哲學的靈感;但秦始皇焚書坑儒,西漢董仲舒廢黜百家,中國大一統,全國知識分子只聽命於一個中央集權的老闆。老闆如為明君,則文化尚可結果開花,老闆如為昏君暴君,則文化沉滯閉塞。中國自秦朝之後,幾度花開花落,歐洲人航海有法,卻多番雲展雲舒。哥倫布的歐洲,是個分裂為許多個小國的歐洲,他遍求意大利、葡萄牙,法國的君主贊助他航海,一一吃了閉門羹,最後遇到西班牙的依莎貝拉女皇——女皇或許也不那麼崇尚開放,喜歡進取,或許只不過異性相吸,看中哥倫布粗獷的男人味,這一切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哥倫布有如戰國的張儀、商鞅、蘇秦,終於有一個賞識自己的老闆,不像明朝中國,准不准航海,准下了西洋幾次,突然又海禁,全在一人的一念之間。

今天的中國,雖然紀念鄭和,但同時卻崇尚秦始皇,張藝謀不但拍了「英雄」,還與美籍華人作家哈金、音樂家譚盾合作歌劇《秦始皇》,竟把秦始皇向世界推銷。難怪許多中國知識分子還眼巴巴地指望胡錦濤能成為「趙紫陽第二」,即使做不了「中國戈巴卓夫」,紛紛猜測胡錦濤的「真面目」。可憐嗎?不只可憐,還很可悲。再出十個鄭和也沒有用,鄭和是不是太監,也無關宏旨,造得出幾多噸的寶船,又有誰在乎?只要上面有一個明成祖,再數上去還有朱元璋、秦始皇,中國就永不可能走向世界。
不但成龍在電影中的秦國武士,變成了羅馬兵,在中國文化之中,還有許多低B人士信以為真的神話。

例如:中國在兩千多年前,早就有了「民主」的理念,證據是孟子說的一句話:「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民貴君輕,出自《離婁篇》,不就是「民主理念」嗎?

不錯,孟子說過這樣的話,但就像發明了低等的火藥,只用來燒炮仗,單憑這十個字,沒有再花工夫發揮鑽研,也就是英文所說的To develop further,是沒有用的。

為甚麼「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不是甚麼民主理念的萌芽?很簡單,因為孟子根本不信真的「民為貴」。孟子也說過:「舜有天下也,孰與之?天與之」,舜有統治中國,有何權威?這個權,是天給他的,孟子沒有說,舜的權力,應該是民賦予的,孟子懂甚麼「民主」?

「民為貴」,這個「民」很實在;但「天與之」,那個「天」是甚麼?在聖經之中,「天」就是耶和華;在可蘭經裏,「天」就是阿拉,但在孟子生活的那個時空,「天」無體無形,比任何神仙都抽象。「民為貴」了,但「天」都是至尊最大,「天意」到底是甚麼,由誰來解意而釋法,「君」的權威是天賜天賦,又怎會真的「君為輕」呢?

孟子沒有民主意識。孟子《梁惠王》:「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這句話,最接近民主了:要「國人皆曰賢」,君「然後察用」,但國人的「民意」,止於一個「曰」字,也就是口頭呼喊一通,察之用之,因是委任的權力,仍緊握在君主之手。中國的胡錦濤,眼看董建華不得人心,曾蔭權民望高漲,然後欽點。「煲呔」當特首,這是孟子的原理,何來「民主」?

但是孟子的「民為貴,社稷次之」也很進步。他不贊同「國家穩定」就能「壓倒一切」,如果國家出了暴君,寧願不要甚麼「穩定」,孟子也鼓勵國民起來造反:「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也就是說商紂王荒暴殘民,人民起來把他殺了,絕對不是犯了「弒君」之罪,而且還「顛覆」有理。「弒」與「誅」一字之差,弒是大逆,誅是行道。問題是,真正的民主國家,國會能提出彈劾案,布殊再「殘暴」,美國國民不必「誅君」殺總統。孟子還是在鼓吹暴力,中國文化哪有「民主」的半絲影子?
迪士尼風波不絕,繼大陸遊客在園內「抱童大便醜聞」,忽然又遭揭發成本昂貴,建「飛越太空山」需銀一億七千萬,入口閘門建築費一億六千萬,遊戲攤位,無一不貴,加上遊客數額未符理想,議員和輿論開始大罵是「維港匯翻版」,要求「加強透明度」,接受監管。

不錯,「飛越太空山」耗資一億六千萬,一個機動遊戲,平均成本億元,香港納稅人付鈔,不過這是迪士尼本身的標準。引進迪士尼,之所以一早就被定位為「喪權辱國」,意思就是:園中一切裝置開支,管理方式,由美國人說了算,當年董班子陪笑臉簽合同的一干黃臉孔「高官」,無權質疑,這就是「美帝國主義消費霸權」的基本定義。

如果受不了此一民族屈辱,當年大可以拒簽合同,簽了合同,就要服從,迪士尼沒有用槍脅迫董班子,叫董班子開放大嶼山讓迪士尼進來劫掠中國人民的血汗錢。

「飛越太空山」成本高昂,不錯,但成本愈貴,令人對安全愈有信心。一億六千萬元建一座太空山,至少螺絲一定上足,鋼樁一定打穩,沒有短樁,如果迪士尼告訴你:同一座「太空山」,東京那座成本一億六千萬,在香港大嶼山的這一座,因尊重中國小農社會一本萬利的儉樸原則,並顧及日本遊客的人命價值較高,因此成本削為人民幣四千萬,不過大嶼山的這一座,因價就貨:螺絲也相應少用了七成,鋼樁比東京那一座少打了八九根,乘坐大嶼山迪士尼的「飛越太空山」玩玩,保證貴客一定能「飛越」,不過因為建造時削工減料,一列過山車發生技術故障,不僅飛越了太空山,還飛越陰澳一直飛呀飛,飛到了東涌的新市鎮,像「九一一」一樣,一頭插進了一幢民居大廈,請問那時誰來負責呢?


喪權辱國既然木已成舟,迪士尼愈高造價,愈有品質保證,闔府同玩飛越太空山,一定不會翻車「家鏟」。民主派議員抗議:一億多元建一個機動遊戲,金額驚人,「相當於建一座小學校舍」,這等類比,屬反智之尤。

荷李活巨製《鐵達尼號》拍攝成本四億美元,可以救濟新奧爾良水災幾多災民的口糧?難道應該不拍電影,把資金用來做善事?這種議員,月入十多萬,如此「論政」、「監察」,真該炒魷魚,把他的十多萬月薪,轉撥大陸希望工程,教育幾個貧童,讓他們學一點邏輯,將來長大了,做人大代表,即使乖乖舉手,也不要滿嘴巴的屁話。
舒淇和張震主演的《最好的時光》月底上映,戲中有一情節講述台灣小生張震為追舒淇,發動情書攻勢。?現在是什麼年代了,居然還有人寫情書?

當一對男女在K場的梳化上交換咪高之後眼神互搭而通了電,接下來的當夜,已經直接跳躍進交換體液的境界,而中間全部skip晒交換情書、交換禮物,甚至交換電話電郵和ICQ的多餘工序。當大家三句唔埋已經在黑暗中擁吻而「隨處摸」時,正所謂執筆忘字,誰還需要重頭寫情信,扮徐志摩?

二○○五年的情信,即使要寫,亦應該結合當代的IT生活節奏和青少年消費心態,少一點廢話,無謂太多鴛鴦蝴蝶的前奏,切記開波埋牙,開筆到肉,否則搞到太過深奧,會破壞氣氛。二○○五年油尖旺喪蒲新人類的情信應該怎樣寫?請看以下這一段標準課文:

老婆仔:

今日放學,有冇打開個電腦呀?我send俾你張相,你睇到了嗎?千祈唔好嗌肉酸喎,冇錯,我學倪震,自己影裸照,仲抱住你送俾我隻Hello Kitty公仔喎。

點解咁癲?人掛住你囉。個胸俾你啜到紅晒,成隻咖喱雞,特登影番張相send俾你,等你睇自己噚晚係幾咁狼囉,下次咬我陣輕口呀。我雖然冇倪震咁大隻,不過都唔曳,係咪?,乳頭冇倪震咁深色囉,因為佢都成四張,而老公仔我呢就得廿二嘛。


至於抱住隻Kitty公仔,就梗係你送件喇。咁抱法有冇虐待隻貓?咁你就自己諗。隻貓抱前面,俾我頂到實。點解會咁呀?咁咪掛住你囉。拍完呢張相之後我就自己搞番自己,仲成段片影埋添,想唔想睇呀?呢,就番後面張黑梳化度,有冇諗過晚我點happy唧?梗係喇,我落足力功課交足個喎。話時話,晚阿爸返,坐張梳化睇緊《大奧》,仲鬼×咁嘈,話點解張梳化有撻漬添,嚇到我!

我梗係唔出聲伏低張扮晒溫書啦,收尾一睇,先知道係我兩個溝埋,最衰都係你囉,晚咁濕!不過收尾我都冇怪你,因為諗諗下,都係我夠堅你先至會咁,下次我會記得戴番!老婆仔,好掛住你呀,幾時再俾我呀?睇張裸照唔好自己搞,然後合埋雙眼諗實吳彥祖喎!

老公仔阿正

十月八日
一個神話,說了一千遍,對於一個清醒的人,依舊是神話,對於一個智者,甚至是廢話,但是對於愚民,神話卻變成了真理。

例如有一句很婆媽的文藝腔,叫做「這片生我育我的土地」。生你育你的,是你的爸爸和媽媽。土地是沒有生殖器官的。有許多華人,在美國出生,叫做ABC,他們是不是洛磯山跟密西西比河做愛而生育出來的呢?這片土地不但無法生育,而且樹木砍伐,河流漂了化學廢料,真能生育,不生下許多畸胎?

還有一個名詞,叫做「華夏」。「華」可以成立,但是「夏」,卻找不到遺跡。甲骨文和青銅器,是商代的古物,但是夏朝沒有留下甚麼,因此國際考古學界不承認夏朝的事實。出土的商代甲骨文,也沒有一字記述夏朝的歷史。或許真的有夏朝,但沒有信徵,沒有信徵,就歸入傳說和神話類。如果「黃帝」可以糊裏糊塗地算為中國歷史的源頭第一章,那麼盤古和女媧,阿當和夏娃,也一樣是「歷史人物」了吧?

司馬遷在史記中提到了夏朝,但司馬遷是夏朝後近兩千年的人,有甚麼憑據呢?正如柏拉圖也提到了海底城阿蘭提斯,但阿蘭提斯不被承認為歷史,只是傳說。因此,商代始於公元前一千五百年,中國歷史三千五百年,那麼,中國是「四大文明古國」之一嗎?

簡單的算術題:美索不達米亞平原的巴比倫文明在公元前三千五百年,尼羅河的埃及文明始於公元前三千五百年,愛琴海的希臘文明始於公元前二千五百年,還有印度河流域文明,始於公元前二千五百年。此外還有波斯文明、亞述文明、腓尼基文明、猶太文明,正如不止有尖沙嘴、灣仔、旺角、銅鑼灣,還有屯門、元朗、香港仔。以年資之久遠,人類四大文明依次為:巴比倫、埃及、希臘、印度,這四大古文明,還輪不到中國。

因為文明不是靠神話吹捧成的,要有信徵。甚麼是文明的信徵?文字、冶金術、城邦或至少村鎮的社會規模,宗教祭祀的儀式,這一切,都必須留下殘跡,經驗證而定為信史。

不過,在成龍先生的《神話》裏,秦朝的兵像羅馬兵,穿鋼盔,頭頂一簇紅毛,還可以「考證」出一樣:秦代的華夏,其實是羅馬帝國的殖民地,所謂秦始皇,其實是凱撒大帝欽點的一個漢奸兒皇帝呢。成龍大哥,您真「愛國」!
新任律政司司長人選,經財政司的唐唐搶先提示披露,已可確定是四十歲的法律精英少壯派人物黃仁龍。

新人「出身寒微」,而且是冷馬,已是人事委任的神來之筆。香港自主權移交之後,維持司法獨立,一天比一天吃力,高院、上訴庭、終審庭全部在一個城市,是司法難以獨立的先天缺陷。

因為香港是一個小地方,有一個塘水滾塘魚式的「上流社會」。商、政、法等三路「上流」勢力,日會聚在馬會包廂座、香港會的西餐廳、清水灣鄉村俱樂部的高爾夫球場,夜則飯局於港島各大「富豪飯堂」,以酒肉為經,以手提電話為緯,早已聯結成一張中國式的人情網絡。

殖民地時代,終審在英倫樞密院。樞密院的法官,根本不認識香港這條唐人街,與其中的社團領袖沒有交情,審案公事公辦,以法理為依歸,不接電話,沒有應酬,這是殖民地時代法治的保證。

「中國人民當家作主」,終審庭設在香港,是一大敗筆。中國人社會的酒肉酬酢,無孔不入,身為大法官,本應與世隔絕,但今天收一張請帖,某商界巨子千金出嫁,明天收一張請柬,慶祝《基本法》幾多周年,不出席就是不給面子,給了面子,以後審案,又如何能面挾寒霜地鐵面無私?


梁愛詩主掌律政司這七年,做過親中社團剪綵人物,當過甚麼婦女團體的主禮嘉賓,自己還一度粉墨登場,穿古裝扮「王母娘娘」跳舞唱戲,跟中國人社會的人情醬缸絞在一堆,釋放胡仙,即為法治「中國人情化」的代表作。新接任的人選,要吸收教訓,厲行社交生活的「非中國化」,向英國殖民主學習,深居簡出,少朋友,罕應酬。

尤其是不可成為華文報紙政治八婆版的花邊甜點人物。華文八卦傳媒,一定會相約專訪,要黃仁龍大講甚麼奮鬥史、讀書心得、喜歡吃甚麼菜、怎樣學英語、當年如何追求他的太太之類。「政治記者」要出糧,但身為律政司司長,受不住誘惑,呼朋結黨,亢奮自雄,當眾唱K,下一步就會像梁愛詩扮王母娘娘一樣,在甚麼演中扮孫悟空翻觔斗做小丑。

大法官、律政司司長,都要講究形象,高高在上,拒不「親民」,也不與權貴喝紅酒,打高爾夫球,是起碼的操守。看看歷任的唐明治和馬富善,低調而冷漠,同時嚴肅公正,哪裏會陪一干社團宗親會的理事長剪綵唱K?小心中華民族血液裏的人情DNA,避免開後門的腐敗遺傳基因,黃仁龍上任,首要少露面,繼而謝絕酒會,幸勿辜負英國的教育,失足掉進中國式的醬缸。
誰坐在「主家席」?中國式的宴會,主家席問題是一場社交的戰爭。

在外國,如皇室人員到會,主家席的一桌子,除了設宴的主人家,當然是侯爵伯爵星光熠熠的一級。身為設宴的大企業的CEO,雖然年薪百萬英鎊,隨時也只能降級第二席,跟主家沾不上邊。沒得坐主家席,不是一生事業的辱,退一步想,只要能坐第二三席,已經很「光榮」。

但中國式的宴會卻像一個太陽系。所謂國宴,「領導人」的第一桌在台下的中央,坐在第六十七席的那十二位賓客,好像被流放到了冥王星一樣的荒涼。第六十七席,位置不僅最近大門口,左邊還是廚房的兩扇門,真正屬「兵家必爭」的戰略要衝—兵家,是指搶進出捧盆端菜的一眾侍應—廚房門一開一關,裏頭的熱氣一陣陣冒出來,不是「冰火五重天」的享受,簡直是煉獄的邊緣。

沒有坐過宴會的第六十七席,沒有親嚐過世情的屈辱炎涼。一桌的賓客都自知是失敗者,像一群不合標準規格、出不了廠而被擱在一角落的一袋玩具,他們都木無表情,懶得與鄰座不相識的來賓「蘇嫂」。同是天涯淪落人,這一夜固然是話不投機半句多,卡片也省卻交換了,上畢乳豬全體,已經有三兩人偷偷地看錶,當雙菇菜膽端上來,一席上已經早退了三份一。在中國人的宴會,以主家席為核心,同心圓內的七八桌最為喧嘩,越往外推越是落寞。

最難堪是自己坐在第六十七席,對手和政敵赫然榮登了主家第一桌。遠遠地偷看他,是如此的紅光滿臉,一夕談笑風生。最緊要是領導人有沒有跟他咬耳朵說悄悄話。看到情節緊張處,坐在自己隔鄰的那一位也在翹首向同一方向張望。主家席的那十二位VIP,自己在熱戀狂歡,都顧不上這一夜,有許多人在陽光照射不到的地方,默默地失戀而流淚。

沒有坐過第六十七席,不能了解「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的意境。幸好人生尚有時間,供人力爭上游,億萬人中像一顆突圍而出的強力精子,游啊游,擠向主家桌。有一天,你終成功了,但已經白髮滿頭,但主家席上的那位領導人三個月後卻又下台遭批鬥,人生是那麼無奈,人走菜涼,終究是一地風霜。
律政司司長新人選,傳聞由年富力強、立場自由的法律界新晉上位,此一席為政界各股勢力必爭,爆出一個冷門,而且居然是「出身寒微」的開放的年輕人,其他勢力背景人士落選,「香港仔治港」形象加強,特首大權在握。

然而是否各派都心服口服呢?有人竟然提出,梁愛詩不必「全退」,在律政司內掛一個「顧問」位。

律政司司長就是律政檢控的最高人物,還「顧」甚麼「問」?在律政司裏安一個「顧問」,是有心把特區政治「八十年代中國化」。為甚麼是八十年代?因為只有在那個不幸的時期,胡耀邦做總書記,趙紫陽當總理,上面還有一個「中央顧問委員會」,「顧問」的主席是陳雲。

今天的中南海,也早已沒有了甚麼「顧問」,叫江澤民當胡錦濤的顧問、朱鎔基當溫家寶的顧問試試看?提出梁愛詩留任「顧問」者,是有心亂港之輩,其心可誅。《基本法》內確有可另設「顧問」的條文,不過「顧問」不屬任何部門,零散獨立,「必要時英國人也可以出任」,而不是可以在律政司、財政司、政務司這一級都另設「顧問」。在中國人的政治裏,一旦要搞個甚麼「顧問」之職,就是有人想搞些分拆架空的奪權小動作。「顧問」可虛可實,可大可小,胡耀邦與趙紫陽即淪亡於「顧問」之手,不但為官場大忌,連做生意辦企業,對於「顧問」的職權亦必須確定:「顧問」不可垂簾;「顧問」不可託孤;「顧問」寧可投閒置散也不可變種為太監。


新任律政司司長,如果屬於四十歲的「年輕梯隊」,則屬為「港人治港」培育新血的良政。年輕一些,沒有過去二十年的風雨包袱,至少沒有出席過幾次人民大會堂的國宴和北角的酒會春茗之類,尚未遭中國飲宴政治文化污染,人格相對較為清純獨立。本來盛傳的三兩位人選,十年八載以來早已是「波場常客」的社交風頭人物,五湖四海,人脈寬廣,將來要檢控某某,又怎難避免大開中國式人情的大門?

新任律政司司長,「出身寒微」是其次,最重要是謝絕官場商界的飲宴,不要認識那麼多「名人」,患上自閉症更佳,這樣就可以埋頭進修,六親不認,時而去英國等普通法先進地區尋找靈感。

華文傳媒記者有責保護這位新秀,不要做那麼多他今天穿甚麼衣服、明天去哪裏度假等新聞八卦無聊甜點,不要把一個主掌律政的官員「中國化」和唐人街「八婆化」,教壞了這位人物,篤信「新聞自由」的八婆華文傳媒,都是罪人。
有一些嗜好,年紀小的時候錯過了,永遠悔之難追,例如溜冰。

有後悔小時候沒有學溜冰嗎?從此只有永遠坐在溜冰場的觀眾席,看滿場的小男孩和小女孩在皎潔的冰場把嬌小的身體簇成一首歌。觀看溜冰的時候,才會頓悟世界上的人只有兩種:會溜冰的人,和不會溜冰的人。會溜冰的人永遠是少數,正如懂得怎樣尋找快樂的智者高人,在溜冰場上,他們有早慧的優越感—你能做到嗎?把四肢舞動成音符,足踝頓錯成節奏,而在風中飄揚的一把長髮,就是一首短章的餘韻和尾聲了。

溜冰是荷蘭人發明的,時維十六世紀。當雪花把嚴冬冷釀成一面天地的古鏡,有一個無名的天才突然發現,把兩根獸骨各綁在一雙鞋子上,可以在冰凝的湖面滑行,像天上的飛鳥,像脫弦的快箭。從那一天開始,人類找到了速度的新定義,用身體把一個冰雪的冬日畫成一個至美的坐標。是誰發明溜冰的第一人?他沒有留下墓誌銘,但他比第一個邁出太空艙踏上月球的太空人更偉大,因為第一個太空人只是執行國家資助的任務,而第一個溜冰的人,那一步是他自己犯險踏出去的,而且為了這點小小的創意,他跌倒了無數次。

一百年之後,溜冰從荷蘭傳入英國。日記作家柏比斯在倫敦的聖簷斯公園散步,看見冰結的湖面有人踏簡陋的雪屐溜冰。他停下來欣賞,在日記裏他這樣讚頌:溜冰手奇妙而靈巧,躍動神速,在冰上戛然而止,溜冰是多美好的藝術。

對美的追尋都要冒險,例如登山遇上雪崩,溜冰時不巧湖面的冰太脆薄。發明了鋼鐵,溜冰鞋加上兩片很鈍的鋼刀。喜歡溜冰嗎?用腳底的鈍鋼刀刮在粗硬的冰上的感覺,那種聲音帶來聽覺的快感,回頭一看,彎曲的兩條軌跡,像一夜情深,在一個情人的肉體上留下的一跡深痕。

當你從學校回家,扔下書包,看見門後擱一雙新的溜冰鞋,有甚麼比這樣的生日禮物更令人狂喜?冬天的白太陽是如此蒼冷,日子是那麼少女,第一個男朋友,他從窗外爬進來,把一雙溜冰鞋送給你,那一陣驚心動魄的心跳,以後的一生也不會再有的,就像進了大學,你還學會了滑雪,感覺終究不一樣,包括掉在雪地上的一刻,他踏雪橇過來扶你一把—同樣是失足,伸出手臂來的是另一個男孩子,你認為十二歲在溜冰場上獻出的第一次比較幸福,因為冰跟雪本是同源,卻有點不一樣。雖然那一對溜冰鞋,長大後,你沒有再用,只收藏在心裏,因為那鋼刀的青刃,勾留住了那一個下午冰豔的冬陽。
律政司司長新任人選,風傳的三兩位「愛國愛港」熱門人士紛紛落選,行將由一位法律界新才俊出任。

這位人物,雖然平時不是出沒酒會波場的風頭人物,但曾經參加過反釋法大遊行。中方駐港高官表態:律政司司長「五大條件」,必須「愛國家、愛民族、熟悉法律、貫徹一國兩制方針、提高管治能力」。

頭兩條的「雙愛」,不知如何驗證。例如只愛國家,但不太愛民族;又例如愛民族愛到「要生要死」,但愛國家則「麻麻」,有所保留。愛國家九十五分,愛民族六十分;或愛國家只有七十分,愛民族則一百分,不知有沒有一個評分標準法,還是把這位新人選與其他愛國人士如梁愛詩放在一起像會考評分一樣「拉曲線」,則應由特區政府出面請示。

有這條「雙愛方針」壓頂,難怪擅於揣摸臉色的華文傳媒記者馬上進襲,問中方官員:「如果新任律政司司長不贊同釋法,是否代表他不愛國?」

這樣就埋下伏線,快將引發一場新的「愛國論」。中國政府口口聲聲叫香港人「和諧」,「不要爭論」,一個曾經參加反釋法大遊行的人,在中方眼中,《基本法》是「國家大法」,反釋法,當然是企圖削弱《基本法》的權威,對「國家」的藐視和不尊重,阻撓「國家」在特區行使其主權。這位律政司的新人選,除非已就參加反釋法遊行簽下從靈魂深處表示懺悔的檢討書,否則遲早引發親中愛國陣營的一輪進攻。

但到目前為止,最高當局大概尚未攤牌,因此親中陣營的反應不但相當馴良,而且很離奇地居然有一點正常的人性,如甚麼「有人擁護釋法,有人反對,也很正常」;又如「要看他將來怎樣做,不應咬以前的事不放」之類。

「秋後算帳」是中國社會生活的流行詞彙,在這些人眼中,反釋法遊行亦即「亂港」和「衝擊國家權威」的行為,去年立法會選舉,幾位反釋法的大律師是如何受到文革式的人身攻擊,歷歷在目,「反釋法」居然是正常,難道太陽由西邊升起?不會的,只等待一聲令下,這等言論何時又重現變臉的奴性。新的律政司司長,如果對於釋不釋法,無膽確立專業而獨立的判斷,而且檢控的決定,不敢服從普通法的理性精神,遠離小農社會婆婆媽媽的情緒糾纏,則不如遠離中國宮廷政治的官場,多讀幾本《達芬奇密碼》之類的英文小說,坐遊艇曬曬太陽好了,何必趁渾水趕科場?
外國的房子,多半有一個地窖。有沒有覺得,在一所房子之中,地窖是最恐怖而又性感的地域?

走進一座地窖,是一場多刺激的懸疑。首先,找來一把鑰匙,把地窖的門打開。拿一座燭台,聽打開鐵門的那一下砉砉然的聲音,然後是磚石蒼老的牆壁,以及一道迴旋的石梯。

那下面有甚麼?一顆心開始怦怦地跳動。每一座地窖都是一則塵封的秘密,一個關在匣子裏的傳說,一面尚待證實的謎底,以及為膽子大的勇者度身訂造的一個小小的天堂。一切幻想和奇趣,從打開地窖的鐵門開始。

一座古堡,在一泓魔瞳一樣的湖畔,周圍有一座森林,這一夜有薄荷香涼的月色。一聲狼從夜色的隱秘中傳來,為古堡裏的那座不可觸犯的地窖發出淒厲的警告。

最好是四個好朋友,在這樣的地方過一夜,晚餐結束了,大家聚在客廳的爐邊說鬼故事。時鐘敲響了十二點,剩下第四個人的鬼故事沒有說,他建議:我的故事,跟這座古堡的地窖有關係,為了協助各位了解故事的內容,我建議與大家一起先到地窖一遊。

四人中的女孩發出一聲驚呼。可不可以不去?不,今夜,我們誰都沒有選擇。鑰匙掛在廚房的牆上。一星妖魅的火焰在心中升起,恐懼,有時是最性感的一種誘惑。

這一夜,我們想起雪萊的老人,想起多鬼怪的十九世紀初葉,阿爾卑斯山的冬夜,冰嶺雪在月色下閃耀怪異的光芒,群山獸伏成一群夢妖,湖水也修煉成一泓血精。我們在那座大宅裏經歷了如此驚心動魄的一夜,而那時我們才那樣年輕。

放肆的冒險,無畏的衝動,只因為那一夜有你。我們輪流講鬼故事,只有我默默凝視你驚惶的表情:你打赤足,撥弄長髮,瞪大無辜的眼睛,那一刻你的表情是如此青春而純真。進地窖去吧,讓我們一起探索命運的這道小小的盲腸,走進甬道盡頭的幽秘。

還記得那一夜嗎?帶一點惡作劇的頑皮,摻拌不懷好意的罪惡,是我提議一起走下地窖的,只為了掌一台洋燭,為你壓陣,當其他兩個男孩走在前頭,我是那麼冒險地握你冰涼的手,其餘一切,都記不得了,當我們拾級而下,啊,地窖裏頭,到底有甚麼?
韓劇《大長今》風行中國,想不到掀起一股仇韓風潮。中國民間輿論指《大長今》「篡改歷史」,把針灸當作韓國的發明,民族主義的仇恨之火,忽然燒到韓國身上,連報道韓國影視娛樂資訊的中國傳媒也被指為協助散播韓風的「漢奸」,韓國外交部表示「關切」,一部韓國的電視劇集,迅速「政治化」,顯示中國民間情緒激烈,成為一個火藥庫。

《大長今》僭奪了華夏文化的解釋權,幾個月之前我已經提出過這點,但韓國和日本確實保存了中國傳統許多優秀的價值觀,中國民間看了《大長今》,應該反省,為甚麼華夏的古典文化經過韓國人包裝,會如此清麗可喜?因為南韓何幸,在韓戰之後守住了一片淨土,沒有被金日成赤化,南韓沒有經歷「文化大革命」。經過四十年軍法統治,南韓走上議會民主的坦途,南韓的青年一代釋放了創意和想像力,南韓人找回了自己的尊嚴。

但中國民間不懂反求諸己,反而覺得南韓欠了中國,民族主義的仇恨在找尋爆發的缺口,而民族仇恨只不過是中國民間對大陸經濟政治現狀敢怒而不敢言的癌細胞轉化。中共十六屆五中全會召開前夕,「改革」陷入困頓的瓶頸,「宏觀調控」又一次出現無疾而終之勢,傳上海勢力率先頂撞國務院的「宏觀調控」壓力,指「宏觀調控」如果打擊了上海的經濟增長而引起社會的不穩定,溫家寶的國務院要負責。

胡溫政府面對的國內外形勢錯綜複雜,棘手異常:國際油價不斷飆升,中國紡織品受歐盟制裁,人民幣仍受美國施壓升值。中國排山倒海的出口,不止令歐美感受威脅,全球也侷促不安。中國出口下自紡織品和玩具,中至電器用品,上達電腦,向全球市場水銀瀉地,全面出擊,全球面對一個人類六千年有史以來從未出現過的一頭「掠食獸」(Predator),擾亂森林生態,更易全球化經濟結構,歐美領袖今天一定懷念毛澤東,他厲行鎖國把中國人關在大門裏,剝奪他們的消費意欲,用社會主義大鍋飯制度把他們改造成一個懶人國,而且令他們陶醉在「越窮越光榮」的天堂夢境,直到鄧小平把他們叫醒。


中國的出口龐大,在世界上一定四面樹敵,不僅得罪歐美,亞洲和南美洲等紡織物和廉價出口貨品的輸出國也遇到強大的競爭對手。歐美對付中國,手段極為有限,不外是迫人民幣升值,拚命叫中國增加入口,減少貿易順差。

人民幣已經升了值,而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接受大陸財經月刊訪問時也公開承認:中國經濟目前對於國外市場需求的倚賴,是十年來最大的,此一趨勢必須調整,未來三年,中國必須擴大內部市場的需求。

身為國家銀行行長,周小川的話是對的,然而,一旦「內需」增加,還要不要「宏觀調控」呢?中國貧富懸殊,在大城市賣命的勞工賺取的血汗工資,何從刺激他們的「內需消費」?結果必然是倚賴北京、上海和沿海大城市的富貴人家多花錢。但中國的政治體制不正常,貪污盛烈,最有資格擴大「內需」的往往是被捕的周正毅一類的大小「黑金貴族」階層,然後是跨國企業僱用的「海龜買辦」,再下一層就是游走於此一畸形結構中啄食羹餘的流氓冒險家和娼妓。中國的銀行呆壞帳高達四成,富人的錢來自銀行「非正常貸款」和圈地掠奪資源的「互動」,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溫家寶的「宏觀調控」,正準備向這個「罪惡經濟生物鏈」動手術,一動刀卻傷筋挫骨地危害了黑金貴族的利益。想「擴大內需」,則難有「宏觀調控」,「宏觀調控」失敗,則經濟繼續過熱,何況即使中國政府誠心盡意增加入口,民間的盜版風難以遏制。中國進口一美元的西方電腦軟件,此一「知識產權」即轉化為價值九十九美元的盜版產品,外國貨變成土產,利潤還是盡歸中國民間的大小奸商,如此的「擴大內銷」,又能減少多少貿易順差?


這就是中國當前的政經困局。八十年代的宏觀調控,只限於「一放就亂,一亂就收,一收就死」的「三一單線循環」。中國加入了世貿,今天的局勢遠比「三一循環」更為錯綜複雜;正如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的學生只喊反對「官倒」,今天的腐敗,三三不盡,六六無窮,已經成為橫生縱結的億萬黑金的龐大結構,「官倒」出售進口幾十輛貨車的百萬元批文,相比之下已成小兒科。即使沒有「宏觀調控」之爭,中國的「內需」隨周小川的意願增加,那麼環境和生態危機呢?「內需」亟欲的石油、水泥、煤、鐵等百樣資源的供應線呢?

這就扯到了日中兩國的東海天然氣之爭,牽連台海局勢的張弛。歐美已經傾力向投資者大力推銷印度,美國全力佔奪全球的石油儲備。歐洲的德國和法國,雖然想解禁軍售,恬不知恥地在中國身上再摸賺一把,看見堆在大門口成山價廉物美的中國紡織品,也立即變臉,急忙關上大門。中國經濟增長勢如破竹,對待這個自稱和平崛起的巨人,以美國為首,準備像小人國裏「格列佛遊記」一樣,商量怎樣用繩索綑住這個巨人。中國最終也將發覺在國際間沒有甚麼知心朋友,包括第三世界在內,人人的利益受到同一個敵人的威脅,就像凱撒大帝遇刺,元老院中人人都有份捅刀子,其中還包括凱撒信任的布魯圖。

周小川呼籲中國擴大內需,引用韓國的流行音樂和影視劇集為例,對韓國的文化優勢頗為推許。他指出,在中國,只有奧運明星純屬土產,電影和電視都被韓國、台灣、香港的藝人偶像佔領了市場。劉翔、田亮、郭晶晶等運動精英,都是國家機器統一意志的計劃產品,《大長今》的李英愛、韓國歌星Rain,都是有創意自由的國家出產的消費商品。

今天反日,明天排韓,後天高呼拉登炸得好,喊叫血洗台灣,中國的民間情緒像岩漿,日本、韓國、台灣、美國,不過是方便的火山缺口,湧動上訪喊冤貧富懸殊的岩漿。大長今無罪,李英愛無辜,這一切,到底是誰的錯,出現在十六屆五中全會的主席台上的幾位人物,或泰然自若,或眉頭深鎖,據說他們也是《大長今》劇集的捧場客,在他們的心裏,又豈能沒有一本清楚的帳呢?
英國報紙天天有訃聞版,也就是所謂Obit Page。政治家、老軍官、科學家老逝,在泰晤士報訃聞版有一篇幅述其生平,是莫大的榮耀。

訃聞版的人物不一定是家傳戶曉的明星,卻是在崗位上奮鬥終身卓然有成的人物:在馬達加斯加島最先發現羊齒類植物的植物學家、第二次大戰諾曼第總攻一役主責破譯納粹電報的情報員、在威海當過警務處長、回國後又寫過一冊山東風物誌的人類學者,不看訃聞版,不知道這個國家原來有這許多藏龍虎的人才。

四十年代中華民國的報紙也有名人的訃聞,多由知音者含痛執筆:「嗟乎!名聞遐邇,譽滿中外,巾幗文豪,護生健將,佛學界之明星呂碧城女士,已離此濁惡娑婆而去矣。消息傳來,舉國震驚,薄海同悲,人間失一導師,其如眾生何?余不禁喜憂交集,所喜者何?女士已遨遊佛國,與諸菩薩眾俱會一處,常寂光中,寶蓮花裏,度莊嚴清淨之歲月矣。所憂者何?人世驟失導師,如嬰孩之父母,羔羊之迷途,慧炬已滅,將何依怙耶?」

看見這一段,立即叫人在椅上坐直,沏一壺龍井仔細看,逝者究是何人,承此寵頌呢?訃文雖多,陳腐的成語,像「名聞遐邇」,如餅家的廣告;「薄海同悲」,如元首駕崩,拂拭了這些塵土,一個女性的名字,還是「巾幗文豪,護生界之健將,佛學界之明星」,如此履歷,令人想像,死者是如何一個奇女子。

原來是一位隱居歐洲的女詞人。情姻失敗,復有俠義心腸,喜研文史,晚年卻歸潛向佛,而且長住在日內瓦。在歐洲,她喜歡旅行,每至幽谷野嶺,都填中國詞一首誌異,有如用水墨和宣紙為阿爾卑斯山寫生,效果意境,別有一番情迷。像今天的烹飪,時興叫Fusion——把日本的煎銀鱈魚當做西餐侍奉,泰國的冬蔭功也可以佐以西冷牛扒的主菜,這位奇女子的詞就是文學和地理的Fusion:「客裏送春,率成此闋,傷時感爭,不禁詞意之淒斷也,時客大秦」。大秦不是中國的陜西,而是羅馬。女詞人寫信給女友:「古壁噴泉,綠陰夕照,予第三次到羅京矣。所綣綣之故國消息,竟沓然無睹。」

詞中羅馬的心情,是這樣的:「三千頑碧連穹翰,悽絕雲駢迴處,今試數,只一霎龍華,幻盡閑朝暮。」無論如何也不令人想起《單車竊賊》裏的畫面。她是怎樣的一個奇女子?如果這個國家,尚有一點品味,該有人投資,拍一部關於她的小品電影。
特區八年,特區政府最大的痛苦,莫如眾多「國際機構」輪番指指點點,對特區的諸多「評級」。

美國標準普爾,英國《經濟學人》雜誌,還有世界銀行、世界經濟甚麼論壇,隔一兩星期就有一個「評級報告」出籠,今天評特區的營商環境,明天評司法獨立,後天講空氣污染、居住感受。當一個「國際機構」說了一點好話,「有鬼佬讚」,特區當然欣然受落,覺得「務實、客觀、公正」,但不幸更多的「評級」語帶負面,則特區又指是「偏見」、「不了解香港」,尤以董建華時代,對於「國際機構」的指指點點,尤為上心上腦,隨時義和團鬼魂附身,指為「唱衰抹黑」、「不想中國強大」。

漸漸,「美英帝國主義」摸通了特區的腳底穴位,今天「國際機構」一讚,則中「喜穴」;明天「國際機構」再三抬捧,則正「笑穴」;後天,把特區從雲端踩下來玩玩,說幾句「廉署功能受削弱」、「司法獨立堪憂」,則點中充滿民族主義情緒的「怒穴」;大後天,把香港從「最宜投資的城市」由第八十九位下調到第九十六位,又導致親中愛國輿論一輪聲討,踩中他們的「歇斯底里穴」。這樣的遊戲,次次有回應,好玩過電腦街頭霸王或無敵戰隊炮打宇宙怪獸的點擊計分Game,「國際評級機構」又怎會不玩上癮?

「國際評級機構」說你行,不行也行;「國際評級機構」說你不行,你行也不行。這些國際機構的CEO,如此狎玩中華民族脆弱而波動的情緒,搞得受害的一方時而青筋暴現,時而眉開眼笑,也真叫人看不過眼。尤有甚者,是這些機構的鬼佬,不知是不是有時玩厭了,偶爾推幾個高等華人的亞太地區副總裁之類到前台,用漢語之中的廣東話對記者發表「國際評級機構」的數據,並以一副君臨天下的一言九鼎優越權威姿態詳加解說,如果閣下富有民族正義感,又豈能比見到小泉純一郎參拜靖國神社不更「眼火爆」?

殖民地時代,「國際評級機構」從來少指點,因為英女皇的肖像,就是全球通行的公認品牌。這樣下去,不是辦法,為了反制這些機構,中國也要及早建立自己的「國際評級機構」,去北京三里屯重金請幾個醉醺醺的鬼佬,叫他們放下懷中的女大學生,穿回西裝,今天也評評美國的營商環境,明天也把倫敦的居住指數降幾級。你評我的樣貌,我也來指點一下你的身材,否則香港特區是會發瘋的。
快感是一回事,快樂卻是另一種,不要把快感(Pleasure)誤作快樂(Happiness),因此,所謂香港人快不快樂的指數調查,最令人哈哈哈。

婚禮是快樂,性高潮卻是快感。奇怪的是兩樣互為表裏,性高潮不會令人快樂,反而令一個智者事後感到特別空虛。

快樂的感覺並不濃烈,比起快感,卻更耐久。快感與眼耳舌鼻或生殖系統器官搭上關係,快樂只跟一顆心掛。快感往往要靠至少一種的外來刺激物挑逗,也就是說,要靠一樣「媒」:美食、性慾、名牌衣裝、鑽石珠寶、價值百萬的跑車;但快樂不需要這些代理物,要由人自己追尋。快感來得快,去也無蹤,快樂卻慢慢來,得到了,也不會消散於瞬間。快感是山洪暴發,快樂是細水長流。快感是一幅漫畫,快樂是一件雕塑。快感是梅艷芳,快樂是莫扎特。快感是慾,而快樂,永遠是情。快感只是一舌燭光,快樂卻是夜夜的星輝。

人生不必只追求快樂,永遠須要一點點快感來調劑,一個只有快樂,沒有快感的世界是多麼正經而蒼白,像一份沒有副刊、娛樂版和馬經的報紙。正如不須要都當和尚和神父,有時候追求一下肉體感官的放縱,對一個壞孩子來說,像抽一口大麻,等同讀一遍的心經和聖經︱︱那一瞬間迷彩的幻覺,不就像一場短短的槃,不就是一個小小的天堂嗎?只有攀到這個境界,才會體驗原來快感和快樂,不是那麼對立,彼此之間有一道暗門,偷偷的打開了,從這個小密室可以通摸到那個大殿堂。


快感有一點點罪孽,快樂卻很貞潔,然而不先嚐嚐罪孽,又怎能體會救贖的解放?有時候罪孽和貞潔之間悄悄地換了位,例如:如果暴食和癡肥是罪孽,那麼纖體瘦身就是救贖了,但當纖體瘦身成為一種師奶式消費,而且由欣宜來做代言人,纖體瘦身也就變成罪孽,反而放開懷抱吃,變成了貞潔,那麼到了最後,瘦身絕食變成了一種快感呢,還是吃喝玩樂反而是快樂?

關鍵在於這樣一點點犯賤,在於偶爾有這樣一點點糊塗的矛盾,在於上帝和撒旦,有時會惡作劇地換了位,誰是誰,讓你綁住眼睛慢慢猜,這是人生的情趣,我們有一天總會離開,在彌留的時候,不要忘記說一聲:感謝我投胎,來玩了一趟,啊,這是一個多麼奇妙的世界。
政改方案被指奉中國之命封殺民主發展,有人指,其反民主潮流性質,在於維持佔立法會一半的功能組別議席。

功能組別議席是英國人發明的,前港督尤德在香港試行,這泡英國人吐出來的唾沫,中國撿起來含在嘴巴裏品嘗,咀嚼凡二十年,還視同珍寶,含住不放,尤德在天之靈,固然會恥笑。平心而論,這個民族被指為因循守舊、缺乏創意,性好抄襲盜版,倒也不必苛責。

功能議席由前殖民地英方劃組,二十年前的分類,已不能折射今日經濟新形勢。例如飲食業,八十年代初香港日本菜尚未盛行,今天全港日本餐廳已多達千家,功能組別中的飲食業,為何仍由一個姓張的自由黨肥胖華裔議員長年壟斷,如果這位議員天生仇日,盲目愛國,則又如何有足夠理性代表日本餐廳的利益?有如八卦周刊的Book A和Book B,銷量穩定,必定分拆銷售,立法會飲食業也應該一分為二,另設日本和菜功能議席,由業界推選,由日人出任亦可,當魚生壽司食到肚屙時,查找是餐館生低劣,還是海鮮自日本運來時在彼邦已被日本人暗中下毒以報復中國民間的仇日風潮。


此外,鄧小平說過「黑社會也有愛國的」,表示中國對香港黑社會的尊重。香港開埠以來,江湖社團對經濟的貢獻良多,在殖民地史上,黑社會民主意識極高,早已自設功能選區,例如九龍城屬於「老潮」,石硤尾橫頭磡為「十四」,油尖旺一帶屬於「水房」,還有三角碼頭、果欄、廟街等聯業分區,他們敬拜關公,崇尚忠義,長期與港英反黑組鷹犬作不屈的鬥爭。社團既被定性為愛國,為何立法會一直沒有自己的功能議席,由各堂口推舉代表?難怪香港民主未能向前邁進。

還有香港的「維園阿伯」族群,長期駐守維園,向民主黨徒粗言惡罵,動手打人,二十年來日曬雨淋,為中國立下巨大功勳。可惜維園阿伯長期未受到足夠重視,不但中國領導人訪港從未去維園考察,與維園阿伯握手打氣慰問,曾慶紅副主席來港的歡迎宴,席上赫然有李柱銘與長毛,竟無一名維園阿伯獲邀前來吃喝,傷透了老人們的心。「中央」與民主派和解,維園阿伯也應該吸納進「建制」,好過被國家遺棄在公園,天天無聊地搓腳趾、在長上聞華文報紙的風月鹹濕版。功能組別應有維園阿伯一席,讓他們進立法會繼續規管李柱銘,平衡長毛勢力。這樣,「民主」就擴大了。

愛聽意大利歌劇的港英餘孽許仕仁,維園阿伯的心聲,你聽到了嗎?
彭定康在《金融時報》發表專文,抨擊歐盟對華政策錯誤:歐盟對向中國軍售的禁令,蠢蠢然企圖解封,彭定康認為,這樣做既危險又愚蠢。反之,歐盟把向中國紡織品反傾銷,罔顧中國是世貿組織的一員,只會令中國感到「輸打贏要」的悲憤,對歐盟也沒有好處。

彭定康對歐盟的觀察,確實一針見血,精闢如昔。歐盟由法德兩國操控,對中國的政策也荒腔走板。法德一心想做生意賺錢,最熱衷解除對中國的軍售禁令,中國用從法德兩國買來的歐洲軍火攻襲台灣,血洗台海,甚或用來鎮壓本國的人民,希拉克和施羅德之流是不會在乎的。但是當中國「世界工廠」的廉價勞工發揮潛力,向歐盟傾銷價廉物美的紡織品,法國的希拉克和德國的施羅德卻慌了,極力推動新的貿易壁壘,逼中國重新「談判」。歐盟反傾銷,會造成多少中國勞工失業,多少中國人流離失所?希拉克和施羅德自然不會管。法德兩國,絕不是「親華」,只不過想在中國人身上盡掏血汗錢,不要搞錯。他們自己篤信民主和人權,但不認為中國人有權利享受法國革命的自由、平等、博愛;也不認同中國人能分沾馬丁路德宗教改革而催生的寬容思想,他們成為中國政府的座上賓,身份是「貿易伙伴」,來看看中國這塊市場肥肉該怎樣分宰。他們對中國和中國人並無感情,他們其實還是潛在的種族主義者。

彭定康在《金融時報》的專文,展示了一個現代政治家的理性和胸襟。他沒有因被中國政府毒罵污辱為「千古罪人」、「婊子」而對中國產生半點的敵意和仇恨,當港督時受中國之辱,他一定明白,最好的復仇方式,不一定是鼓勵布殊向中國發動征伐邪惡軸心的一場戰爭,而是催導中國人的民智開化。彭定康反對向中國軍售,因為他明白中國人民不會因中共的「軍事現代化」而得益;彭定康也反對歐洲向中國紡織設關卡,因為他更關懷中國貧窮人口的民生困境,希望貿易自由,即使是歐洲蒙受一點逆差,即使懷有一點點天真的一廂情願,能為中國帶來思想的解放。

彭定康一九九二年來香港當港督的時候,曾被指為「不了解中國」,因為他不像尤德和奕信,學過中文。然而,彭定康今天對中國的政策取向,證明他才是公正平和的漢學家,了解中國,做一個「中國通」,不一定是要先讀過「漢語」。

在法國和德國眼中,中國不是一「國家」(state),只不過是「市場」(market)。德國總理施羅德把德國成本昂貴的磁浮火車賣給中國,但這套玩意,連德國國內也不採用。因為大而無當,而且磁浮對火車員工的長期輻射感染,會導致癌症。中國總理朱鎔基向德國輸入了這套昂貴的玩具。用在上海浦東機場和陸家嘴之間六分鐘距離的車程,造價人民幣近千億,結果只成為中國「現代化」一件奢華的裝飾品,令人想起一九七九年中國剛開放,幾個穿毛裝的中國人,為了趕時髦而戴的一副副外國進口的名牌黑眼鏡,眼鏡框邊黐那張捨不得撕下來的標籤,因為這就是「身份」。


施羅德訪問上海,親自主持磁浮火車的通車禮,他的身份,嚴格來說並非「總理」,而是「特級推銷員」。喜歡外國人來中國「朝聖」的中國領袖,承襲了康熙的情結,但比起康熙,他們要付出白花花的外匯當代價。這種「外交」,正常嗎?

當中國的出口紡織品威脅了歐洲,希拉克和施羅德就收斂了他們「sale屎」式的職業笑容了,因為他們漸漸發現,中國的主要興趣不再是自己「買」,而是反過來向自己「賣」。中國這個國家,具有全球最獨特的人力生產結構——上有模仿抄襲最快的優異高科技人才,中有勤快好學的技術勞工,下有工資低賤的非技術勞力。而且農村腹地的人口後勤,源源供應不絕。再下一層,還有牛馬不如的礦工。不像非洲和東南亞,只有低價勞工,缺乏知識專才。中國人能吃苦、肯學,紡織的手藝全世界最靈巧。上海汽車公司宣布:二○○七年,中國將開始組裝全中國製的汽車,二○一○年,Made in China的汽車不但八成內銷大陸市場,兩成還將出口到國外,包括歐美。今天中國的大學生人口世界最多,歐洲的市場,由紡織品開始,一層層向上跳,有一天會連汽車和電腦都實現「中國化」,難怪施羅德和希拉克對中國的笑容,一下子尷尬地凝結住了。

彭定康告訴歐盟:要認真看待中國的威脅,不要成為向中國購買繩索的那個資本家。世界的經濟秩序,將會重新調整。中國崛起,要分配一大份利益,也是理所當然的,但彭定康說:這一切要有條件,就是中國擺脫獨裁,成為一個向國民利益負責、也向國際負責的現代民主自由大國。

即使中國實現了民主自由,對西方就沒有了「威脅」嗎?相信彭定康不會如此天真,因為一個民主的中國將來還可以「選」出自己的普京總統,然而普京還不至於「一言為天下法」,敢把手指按在核武器的按鈕上,向歐美勒索自然資源。一個民主的中國,會以人命的價值為上。一個十三億人口的大國,受獨裁的統治,缺乏宗教和道德價值觀,一味追求金錢物慾,吃穿山甲、穿Armani,法德兩國只想趕上中國人消費狂熱的快車,從中國人進食的口腔出發,終點是排洩肛門。彭定康卻認為:不,在口腔和肛門之間,還是有一顆熱血的心臟的,西方要幫助中國掙脫洋務運動以來的現代化「口腔期」和「肛門期」,幫助中國尋回一顆心臟。這一份熱誠,清代的許多傳教士都嘗試過了。彭定康還有一份道德的執,他不相信中國人的器官以這兩樣最發達,對於這一份小小的迷信,我向他致敬。
官府電台的節目嘲諷政府,前殖民地高官一度警告:「不要咬餵你吃的那隻手」(Don't bite the hand that feeds you),這句話很古老,出自伊索寓言。

兒童都讀過一點點伊索寓言,例如吃不葡萄的狐狸、騎驢子進城的兩父子、一張口唱歌就丟了嘴裏的肉的那隻烏鴉。伊索寓言比孔子的論語吸引,因為孔子雖然精簡,畢竟說的是抽象的道理,伊索說的是動物故事。自小失去童真,因為從前的家長迫小孩五歲就背太多他們完全不懂的論語或三字經,外國的兒童卻是聽伊索寓言長大的,道理都明白了,然後選班長,當風紀員,從政,少了一股呆頭呆腦的書獃子氣。

伊索寓言很簡短,沒有廢話,一個故事之後,緊接說一句主題的教訓。最短的伊索寓言只有幾十字:「一隻母狐狸剛生下一窩小狐狸,她嘲笑母獅:『看,我生得比你多,你一胎只生一隻。』母獅說:『對,只有一隻,但我生的是獅子。』」教訓是:質量比數量重要。

那句教訓,不明說更好,但伊索生活的希臘,不識字的人很多,他不得不盡量「解畫」。

伊索是一個偉大的說故事的人,命運卻很悲慘:他是一個奴隸,由於能言善道,得到了自由。後來他一個人在希臘半島旅行,沿途向人講故事。由於他口才好,很受民眾歡迎,當然招人嫉妒,一些看不過眼的人,給他栽贓,在他衣袋裏放了一塊金子,再報告士兵,誣告他偷竊。伊索被捕,還被加控一條褻瀆神明罪。

在法庭上,伊索想活命,給法官講故事:從前有一隻猛獸,吞噬了無辜的山羊,違反了「天地有好生之德」的定律,後來牠的族類被諸神懲罰……但法官一擺手,不想再聽他廢話,把伊索判處死刑。伊索被推下懸崖摔死了。

伊索開創了口述故事的傳統,他是人類最早的名嘴。一百年之後,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向伊索致敬。他的寓言傳遍歐洲和中東,耶穌傳道,也學了伊索一樣說寓言。伊索小森林,狐狸、兔子、烏鴉、母狼,隱藏的是一個智慧的宇宙,他啟迪了許多政治家和英雄,自己卻死得那麼悲哀。

三千年來,伊索的寓言卻還有許多人不明白,例如鼓吹「人多好辦事」那個「偉大領袖」,以及他造就成的「迪士尼園」,令人想起母狐狸是怎樣嘲笑母獅,以及那句最精警的回答:「但我生的是獅子。」
賣地創高,政府收入百億,甚麼豪庭甚麼帝苑之類的「豪宅」呎價衝破一萬二千,加上自由行「帶旺」飲食旅遊,特區經濟,重返泡沫。

董建華主政七年,聲音喊得最大的就是「經濟轉型」,並提出成立高科技港、中藥中心、環保港。「董生」及其班子不止一次疾呼:地價過高,租金樓價貴,有損特區的競爭力,須要平抑。當時挺董保皇派、親中左嘴,紛紛附和,力指「三高政策」是「港英」埋下的地雷。全港輿論組成道德大合唱,同振「獅子山下」精神,紛紛推許所謂「腳踏實地」和「自食其力」。

今天,地產泡沫再現,當天跟董建華大喊「樓價太貴,削弱競爭力」的鸚鵡政棍和奴才評論員,又躲到哪裏去了?還是一樣的老問題:樓價萬元一呎,承受力何在?特區偽中產階級的收入有沒有回升?如何看樓市泡沫再現?如果這就代表「復甦」,則過去七年,董建華戕害樓市而禍港,挺董保皇分子就是幫兇;如果今日樓市泡沫不健康,則親中政黨應本「愛港愛國」之心,挺身而出,為董建華先生平反,堅持「董建華思想路線」,力呼曾蔭權平抑樓市,復售居屋才對,怎會跟在地產商屁股後要求把添馬艦用地撥作金融發展用途,賺取賣地的六百億元泡沫收益。

答案是:中國副主席曾慶紅訪問特區時,不僅沒有再提「經濟轉型」,也沒有再提「反對官商勾結,杜絕利益輸送」,只是一味講「和諧」和「發展經濟」。香港經濟如何「發展」?甚麼金融物流、地產消費,中國政府心中也沒有底,只求不再出現五十萬人大遊行的「噩夢」。酒樓食肆,金舖酒店,人人有工開,還是要靠消費泡沫,曾蔭權任期只有兩年,一切力求不變,迪士尼推波助瀾,全香港只有重拾前英殖民地時代留下的「地產主義海洛英」繼續服用,在「復甦」之中重新自我麻醉。

中國人社會好患集體失憶症,例如今天開大會批鄧、「防止修正主義復辟」;明天歡呼「總設計師」、擁護「改革開放」,是同一批奴才與蟻民,無人須為昨天的盲從和亢奮負責,最令人同情的反而是被一堆蛆蟲附身吮啜淨盡,今日再無人理睬的董先生,以及言猶在耳的那句「我挺董」,然後是舉座小腦條件反射的中國式掌聲。
自從無端惹起「白雪公主風暴」,欣宜經已離港返回加拿大升讀大學,香港人應該手下留情,唔好再煩人家啦。

因為讀大學是一段最美麗的日子,是不應受到騷擾的。大學是人生的天堂,大學是青春的花園,而且不講不知,大學還是男女學生的「野戰樂園」,例如山明水秀的某大,就被八卦週刊記者踢爆,校中多個教學樓的轉角樓梯,原來是「搞三狎四、摷五六」的淫亂爆炸點。

早前有調查,在本港11,228名18至23歲全日制未婚大學生中,只有三成四曾有婚前性行為,此一數字是否偏低呢?大學不止是受高等教育、讀學士學位的地方,由於海闊天空、自由自在,大學還是深造性教育、研究做愛最佳體位的理想學府。

大學第一年,據美國統計,有七成的女生失身於講師和教授,而不是同級的男同學仔。為什麼?因為Prof和Lecturer,個個有俾分計Grade的生殺大權,早在收生面試的時候,他們已經當面驗貨, check過所有女生的樣貌身材了。

第一年入學,大學女生中無論物理系舒淇、文學院梁詠琪還是工商管理系的薛凱琪,未到第一個學期放聖誕假,多已紛紛慘遭由系主任起,下至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的毒手,連理學院的那位清潔工昌伯,雖是新移民,竟然也膽粗粗的開口向輪候隊伍包尾的那位滿面暗瘡的木獨Tutor:「如果有二攤執,唔好唔理我老人家」,真是世風日下,斯文掃地啊!

如果你到第一年結束,眼看身邊的姊妹一陣狂風掃落葉,考

試前後,個個面容開始紅粉緋緋,面色滋潤,然後成績個個A,而你自己還在圖書館捱天光的時候,就要照一照鏡,或者考慮是否應效法林志玲一樣,將明年學費撥出一筆來「執一執」了。

有如電影公司老闆、導演、男明星的先後次序,到了二年級,就輪到大學男同學自己「執生」了。有如一堆可憐的小麻雀,他們只能在外圍啄食剩下的麵包碎,這時你已經身經百戰,從教授講師那些有婦之夫身上學會日本AV都沒有做過的各種稀奇姿勢,那位同你上床的小男生,反而是一個小處男,要勞煩你替他除下眼鏡,在他耳邊呵氣,叫他relax,最後還封他一封利是。

當你讀到畢業,仍然屬於那另外的六成六,意外地守身如玉,因為教授和男生都當你是瘟豬肉;不情願地保存完璧,原來他們嫌你太過豬扒,不肯要你那隻pig,到時領取的除了畢業證書,還有一張「處女證書」,不怕,進入社會,還有大把機會,你的第一份工作,認識的那位畢業自廣州中山大學的男同事,他在大陸也努力讀書,蹉跎了四年,與他拍拖,將來洞房花燭,他會開心到流淚,發誓一生都愛你!
一個沒有颱風的夏天,熱得太過完美,就像年輕時從沒有經歷過戀愛。

夏天要有颱風才好。在無邊的豔陽之中需要一場驚天駭地的風雨。

每一個夏天都在等待一場颱風,正如每一個美麗的女子都在等待一個從遠方來的男人。一個沒有颱風的夏天,像一個老處女。一股颱風集結在台灣西南,向東北偏北移動——天文台的天氣報告往往叫人失望,為甚麼不向西南吹過來一點呢,不是吹襲,是眷顧。一個飢風渴露的城市,秩序需要打破,悶局需要顛覆,熱得單調,攝氏三十一度可測的天氣,天天都一樣,這種「和諧」,唯美主義者是無法坐視的,令人期望有一場十號風球,可以把一盤晚夏的殘局悉數推倒重來。

因此莎士比亞少年的作品是《仲夏夜之夢》,晚年的時候,智慧的靈光滿懷,反而寫下了《暴風雨》。颱風是一種狂暴的寵幸,加深兩分,就成為崇高的毀滅。只喜歡三號風球的感覺嗎?颱風快要來了,似有還無,像一個留短髭根的男子低俯嘴唇,在你的肌膚上呵氣,最終他竟然在感官的門檻上輕輕掠過,當你期待風球會上升,由三號到八號,而暗暗期待十號風波,他卻揩擦過你港灣之外一百浬的地方,轉換方向,吹向北部灣,在一片掃興的大陸登陸。

然而三號風球,帶來一場油酥漫雨。他沒有正面吹襲進你最脆弱而敏感的內海,在你的沙土上,他沒有留下摧毀的印記,就這樣無端消散在漆黑的遠方,只帶來一場小小的風雨,把毛髮末梢到腳趾尖端,從嘴唇到細胞都洗滌至盡,像夢遺一樣,只留下一場滲肌徹骨的清甜。

如果你曾經滄海,你會愛上三號風球,打風三號就夠了,不要十號,那一抹依偎繾綣過門不入的紛擾,比起摧心折骨的一場暴烈,更加掀起一陣不散的高潮。

一個夏天就這樣無風無險地過了嗎?你又老了一歲,還是今年的夏天正好,有一兩場早夭的颱風,當初以為吹方好,卻又悵然打不成,卻帶來了三號風球,三天的風雨?你獨自打開窗子,半捲窗簾,一陣熱帶反氣旋的淒烈吹亂了眼睫和髮鬢,最是眷戀這樣的感覺,直是以前那一緣匆匆的散聚,他帶來的只是三號風球。
台灣名嘴李敖訪問大陸,「餘震」未消,三場演講,北大、清華、復旦的學生口瞪目呆,網民歡呼,「敖哥」之聲不絕。

李敖的講話,本來不必評論,亦無從評論。因為他是一個言論的玩家、冒險家、娛樂家,擅長以今日之我,打倒昨日之我,視乎利益風向所趨。例如李敖十多年前在香港的雜誌說過:「謝謝你,帝國主義」,盛讚英國當日發動鴉片戰爭,為中國帶來文明。這番話,他今日停留香港,就不會再講。因此,李敖在中國醜詆國民黨主席馬英九,馬英九笑笑說:這樣的言論不必回應,正因為李敖之性格久為台灣人瞭解,他從前坐牢的迫害,台灣人同情;出獄後對國民政府情緒極端化的仇恨,台灣人了解,但這樣的人選總統,為台灣人當家作主,台灣人不接受。

一個已經out了的文化人,在台灣的影響力,已屬下駟之選,訪問中國,竟然有如耶穌行走在加利利,吸引了無數信眾。台灣政府之失敗,在於沒有加緊宣傳。台灣有真正的言論自由,我們的一個「維園阿伯」,到了你們那邊,成為「思想文化大師」,此君三場演講的內容,在台灣耳熟能詳,在我們眼中,二十年前就已經懂得付諸一笑,不再Take it seriously,你們的年輕一代卻視如珍寶,官方還要一刪再剪,這樣的制度,還想過來把我們「統一」掉,是不是妄想?

李敖當然有李敖的本領和學識,但李敖的「中國旋風」,反證中國之民智未開。正如溫家寶總理坦率承認:「國民教育素質」低劣之現實。因為有了民選總統,言論自由,台灣早已超越了李敖,遺棄了李敖,中國卻把李敖這座「二手核電廠」循環再用。正如一個少年,已經升讀中學了,一年級的舊課本,還有那麼多小孩伸出髒巴巴的手搶要,這個升上初中的少年,又豈能沒有優越感?

李敖在中國受歡迎,愈惡罵連戰馬英九,愈顯出台灣之優勝。這件東西「我們不要了,喜歡的話,你們儘管拿去玩」,台海兩岸,民主與自由的程度落差,經李敖登陸一大鬧,更加明顯,不要說台灣不會答應「統一」,香港的父母,看見北大清華聽李敖演講的一片崇敬之情,有如美國南部的黑人看見葛培理,或法輪功學員遇上了李洪志,用大腦想一想,是讓子女北上升學,還是送外國?
一個很Out很Out的名詞,叫做「天之驕子」。

大學畢業,當了政務官,是「天之驕子」?董八年港人治港,政務官變成港英餘孽,「庸官」、「狗官」,不跟董建華合作,以政務官為首的公務員,「光環」已消失,成為一團任人踐踏的堆填物。

AO不是天之驕子,那麼醫生一定是了?可是,醫生醫死人,醫管局無能,陳馮富珍周一嶽、醫生通通慣「鑊」。大學醫科畢業也有找不到工作的,見習醫生在政府醫院,青春可人,英文名叫Orange,染了棕色的頭髮,白袍的衣袋放一隻粉紅色的手提電話,她給你下麻醉藥,笑一笑,那個笑容好似Twins,她一面數數,你閉上眼睛,在眼前一黑之前,你看見她的手臂上印一個哈嘮Kitty的水印紙。

那麼律師呢?律師是天之驕子了。但是商罪調查科破獲犯罪集團,警方拘捕五人,押上豬籠車的其中一定有一兩個是律師。還有社團大佬成為上市公司主席,召開股東大會,坐在咪高前乾咳一聲,在旁邊一臉卑恭為他把咪高小心地扶正的那個西裝友,也是倫敦大學海外函授的法學士。

那麼工程師和會計師呢?他們亦屬專業,應該是天之驕子了?且不說「回歸」八年,地產暗淡,建築公司沒工開;中小企倒閉,會計師裁員失業,建築師和會計師北上謀生,另跟老細,都習染了一股珠三角的酒肉氣,唱K、沖涼、骨,有許多是加拿大畢業的工程師和會計師嘛。三十二歲還沒有結婚的單身行政管理專業男士,縱橫深圳東莞,都一定是資深的「雞蟲」嘛。一條雞蟲,又怎能尊稱為天之驕子呢?

接下來就是立法局(今改稱「立法會」)議員了。從前的立法局議員站在尤德和麥理浩身邊,進出香港會所,身形特別英偉,但今天的「立法會」,眾所周知是奴才、太監、漢奸的集中營,不是被市民唾罵,就是備受共黨頭子訓斥,雖有一位丐幫的好漢長毛在弘揚綠林正氣,但無論如何拉丁浪漫,長毛總不可能是天之驕子吧?

教師和記者是天之驕子,還是夜陪老闆的男女當紅明星藝人?香港沒有誰是天之驕子,包括花名叫做煲呔的「當撈曾」。香港人民當家作主,八年來,一覺醒來,才發覺這個地方早已經沒有「天之驕子」,包括招聘政務官,多麼像地產復甦,多個地盤又開工了,重新召集四十個工頭。
十一升旗禮,演奏國歌,一干政要雲集金紫荊,「煲呔」隨國歌樂聲吟唱,而且記者還攝得圖片,「煲呔」用手帕拭抹眼角,圖片說明是,特首未知是否感動而流下淚水。

升旗禮「煲呔」用手帕拭抹眼角,得罪了周圍的人而不自知。因為目前政治局勢曖昧,暗流洶湧,許多人還要向「阿爺」爭相獻媚,一有機會表態「愛國」,絕不放過。每年十一升旗奏國歌,眾人的臉部表情與口部肌肉動作,由於公開攝入鏡頭,此一場合亦屬「兵家必爭之地」,是自然不過的。

歷年董特首主持十一升旗禮,高奏國歌時,「董生」只限於嘴形微顫,雖看得出在和唱歌詞,但表情仍然相當木獨。但後來由於另有陳太等其他高官相繼表態,指看見五星旗升起時「心情激動」。如何表達「激動」呢,當然要更進一步,不能只靠兩片嘴皮跟唱,而是要靠五官的適度表達了。

「煲呔」性情中人,喜怒形於色,為人親和,聞國歌而眼濕,相信是真情驅使。不過這樣一來,無意中把「愛國情懷表態指數」炒高了一「浸」,令其他人難以跟上並超越。在市場之中,一件本來廉價的貨品,如有人無端出高價購買,價格便會「浪」高,逐漸與正常價格脫節了,例如珠三角的「骨妹」,來自湖南四川窮鄉,幾年前骨搓二小時,收費人民幣三十。自從「台胞」登岸,財大氣粗,展開「炫耀性消費」,貼士一打賞就是一兩百,現在「骨」,非三四百元不可,這就是廉價勞工爭相被炒貴的現象。


「煲呔」手帕拭眼角的同時,站在周圍的幾位,或早已料到特首是性情中人,愛國情懷的表現定必突出,可能為了表態不甘落後,已在努力擠眉弄眼,面容盡力人工化扭曲,其中一兩位,表情簡直如喪考妣,有如身在靈堂。但是淚腺之發達,因人而異,其他人擠不出眼淚,春宵一刻值千金,就可能影響他們在「中央」心中,瞬息之間的印象分了。

下屆特首,人選尚未鐵定,因此,明年十一升旗禮,當「煲呔」正常地用手帕拭抹眼角之時,旁邊的人,可能或嚎啕大哭,或啜泣不能成聲,或因聞國歌而思民族英烈,激情過度而當場休克昏厥,政府要準備十字車和氧氣筒在場伺候了。

這個世界,感情太過真摯,最易樹敵,特區政治凶險,從政是需要萬分謹慎的。
招聘政務官,名額四十人,起薪點二萬六千元,要考兩場筆試,成功的人才接受面試。

怎樣能考到政務官?問題來了:年年考政務官的試卷從來不公布,政務官的答題,也從來沒有標準答案(Model Answer)。城市中有許多補習天王,拍胸脯說有一套心法可以擔保會考幾優幾良,但從來沒有人敢開一家AO入職補習社,教人怎樣考政務官。

每年官場有許多高官退職,他們當年是怎樣考進去的?退職離休的政務官,總可以成立一家「AO考試研究顧問公司」,「掠」一點「水」吧?居然也沒有。

為甚麼?因為怎樣考政務官,真正的一套訣竅,在幾個英國人的腦子裏:霍德、黎敦義、鍾逸傑,也許還有退休港督奕信,只有他們才真正了解,考殖民地政務官的試題怎樣設計、如何評分、面試時取錄哪些人。

招考政務官,不要最聰明的,也不要最蠢的,像身體檢查時護士叫你拿一個小瓶子進廁所提取的小便樣本:「不要前面,也不要末端,只要中間的一截。」政務官執行英國人的政策,不要他們參與制訂(當然,低一級的所謂民生,例如哪個地區要多開一座圖書館,圖書館附近要幾所公廁,這樣的「決策」,可以全權放讓),特別是對中國的判斷、國際經濟形勢轉變的評估、香港未來十年的面貌規劃,這些都不必勞煩黃臉孔的AO傷神,讓他們領高薪,繼續做他們在牛池灣小市民心目中的「天之驕子」,讓他們學習喝紅酒,打聽倫敦的美食資料。

政務官如果太聰明,他會有獨立見解,他會躡手躡足地偷偷登上殖民地管治知識庫的最高那座藏經閣去偷書,他會悄悄進入禁地偷看他不能看的事情。殖民地政府考政務官,只有一個原則:品格方正,資質中庸,不要挑戰權威,尤其是當你明明是一個地盤管工的時候,千萬不要把自己當做工程師。

這當中應該怎樣考?學問就大了。身為大學辯論會長,能言善道,機智迅敏,試題自以為答得出色,一百分Bingo,他偏不會要你,反而你那位同學,滿臉暗瘡,平時唯唯諾諾,他反而當了AO。你會深深不解,大志難遂,是為甚麼?

這世界有許多道理,天外有天,你太年輕時不會明白,例如怎樣考政務官,連「當家作主」的特區政府也不會明白。真正懂得的人退了休,在英國的鄉下,坐在一張安樂椅上,正在閉目養神。
民主派訪問大陸,長毛等提出六四平反,被中方省委官員一輪照本宣科的訓示「六四不可能平反」,親中政黨和特區政府高官即搶先鼓掌表態。

事後親中政黨元老急忙分辯,指眾人鼓掌,動機並不表示贊同「鎮壓有理」,而是「欣賞」省委書記「反應迅速」,並反指報道鼓掌風波的記者「無聊」。

在場的鼓掌者有許多人,各有甚麼動機,這位解畫者是他們肚裏的蛔蟲呢,還是事後主動發出了調查表格,叫他們填寫「鼓掌心理動機」的多項選擇題:A,堅決擁護中央平息反革命暴亂;B,長毛民主派等你都惡得耐,今次阿爺鬧你,抵你死;C,張書記反應快令人欣賞——而發現人人都在C項打了個叉叉,於是得出此一結論。

如果沒有做過統計,則此君有何資格代表所有鼓掌者申報動機?筆者近日接到一個在座有份鼓掌的人士的電話投訴,表示當天他鼓掌,用意明明是支持六四鎮壓有理,他覺得堂堂正正,對於鼓掌的純潔動機事後遭他人「強姦」,十分氣憤云云。

筆者問他願不願意公開身份,代他伸冤?這位先生則支吾了一陣,仍叫筆者保密。

探討「鼓掌風波」,「無聊」嗎?沒有統計數據,一口咬定當天鼓掌者全部是出於對張德江「反應快捷」的欣賞,並無其他意圖,豈非把港人當仔?

不過中國式的鼓掌,動機既如此複雜,則鼓掌不但不會帶來和諧,還造成「無謂爭拗」,這一點確實很無聊。為了促進和諧,不如效法聯合國的「人權年」、「婦女年」、「反毒品年」,全球華人社會把二○○六年定為「不鼓掌年」,以免鼓掌完了,引起動機問題的爭論,破壞「民族大團結」。

中國總理在人大宣讀報告,只是公僕向全民交代成績,沒有甚麼好鼓掌的;老闆向員工訓話,員工的例牌鼓掌,老闆也心知是擦鞋。婚宴主婚人講話祝福,賓客鼓掌,婚姻明明是戀愛的墳墓,鼓掌更屬虛偽。加上「六四平反鼓掌風波」,記者炒作,狡辯越描越黑。

不信?由「中央」號令,胡錦濤帶頭,由今天起首長講話不准鼓掌,誰違反,就打誰的嘴巴,禁一年不夠,禁十年,禁鼓掌一代,中國就能脫離「奴才時代」。
本地有一個新興的迷信,名叫「第一桶金」。

誰誰賺了第一桶金,他怎樣賺這第一桶金,他得到第一桶金的時候才只有二十八歲。第一桶金,一度成為中環人午膳時嘴巴Click得最多的一個名詞。

為美國的廉價市場管理學流行書所害,美國人先流行所謂第一桶金,這個名詞漸漸傳來鸚鵡學舌的遠東。首先是香港,然後是深圳、上海和北京,許多掘到第一桶金的人,多滾泡兩下子就成為上市公司主席和億萬富豪,向記者誇誇而談,他早年是如何掘到這第一桶金。

然而,人家美國的制度健全,規則公正,尊重知識產權,有創作和言論自由的環境。那邊的人,第一桶金往往憑藉天才和觸覺,當然有一點點投機,但本領是主要的。微軟的蓋茨、數碼卡通巨富Steve Jobs,還有二十八歲拍了一部《大白鯊》的史提芬史匹堡。第一桶金,不是靠所謂的做Deal,空手白刃地你哄我、我唬你的種金術,而是金子與才華一併發光。

甚麼叫第一桶金?並不是夥拍了江澤民的兒子或李鵬的女兒,跟高幹某某進出宴膳、替哪一位北京高官的夫人進出巴黎倫敦挽了三個月的名牌貨袋,然後在她的手指縫間,近水樓台地得到一紙改變你一生命運的雲南鐵砂礦專營權的批文。

用這樣的辦法,圈了一塊礦地,霸了一個專利權,或者剽竊了一片森林和國土——此所以所謂的中國貿易是如此吸引人,只要渾身塗上一層油,勇猛的擠進去,辨認權力的目標,準備一副一夜裝得下十瓶茅台的腸胃,夜總會加唱K都成為專家,加上一面心中詛咒一面陪笑臉的超凡耐性,就不難找到所謂第一桶金。

然而對於絕大多數,對於一個大學畢業生,這樣的第一桶金,不是你賺的,也不是你能掘得到的,即使肯陪上尊嚴和時間,總之,這種第一桶金與閣下無緣。因此不要被這個名詞擾亂心志,跟在別人的屁股後面,左一句卡內基,右一句《心性的弱點》,天天上Page One找放在近門口的暢銷英文書,翻查一門學問,叫如何掘得第一桶金。

因為這個名詞來自美國,十九世紀的淘金年代,那時的牛仔和拓荒人,即使做夢,還是要涉山渡水地辛苦尋找。一個叫El Dorado的神奇黃金國,不是泡沫,不靠吹水,第一桶,留給有毅力肯苦幹的人。
民主派北訪廣東,自稱「破冰之旅」,在中國政府眼中,卻是「統戰招安之旅」。對於普選和平反六四,中方早有備以迎,雙方自說自話,並無「突破」,反而向民主派顯示「經濟建設成就」,民主派的議員更像兒童走進了迪士尼樂園,目瞪口呆,「嘩嘩」驚羨不已,不但不斷拍照,也大發思鄉得償所願的文藝感情,可見統戰的心理效應初步奏效。

中方向民主派炫耀「經濟建設成就」,希望把「交流」局限在經濟的討論,以此為第一步,搶先設定議題。所謂「破冰之旅」,中方對民主派的甚麼普選和平反六四全無興趣,只想反過來藉「溝通」融化民主派一貫的政治訴求,使之臣服於「和諧社會」的主題之下,令民主派回港之後,即使還是一個「反對黨」,其性質和訴求,亦將與民建聯、自由黨、工聯會一致,偶爾可以「小罵」,「中共」干預時則劃一歸隊而「大幫忙」。

因此中方很高明地把民主派北訪的議程定死在經濟,講解廣東經濟形勢,願意聽從任何關於改善中港經濟的意見。中方看死了民主派,除了硬繃繃地要求平反六四,爭取普選,沒有足夠的謀略藉經濟議題提出富有創意的政治訴求。

在國際外交舞台之上,高手過招,不必硬生生地辯論甚麼叫民主自由,而可以從經濟建設打開缺口。一九五九年七月,美國副總統尼克遜訪問莫斯科,為美國在莫斯科召開的一個工業展覽會主持揭幕。蘇共主席赫魯曉夫陪同尼克遜參觀展覽會。展覽會以經濟建設為主題,但雙方的對話卻充滿外交的機鋒,友善之中,寸步不讓。蘇聯是第一個在太空建立太空站的國家,也是第一個把狗送進太空軌道的國家,太空工業當時領先於美國。尼克遜說:「在太空事業之中,你們有很好的火箭推動器,可能比我們成功,但我們在許多方面卻勝過你們,例如我們能造出彩色電視。」

赫魯曉夫說:「不對,這一樣我們也有,其他的技術,我們比你們還行。」尼克遜苦笑:「看來你的性格從來不認輸。」赫魯曉夫說:「我只是永不言放棄。」


尼克遜打開了一座彩色電視機,說:「有了電視,還要有畫面。讓我們的通訊更加發達吧,譬如說,美國人可以在彩色電視上看到更多你的演說,你們也在電視上更多地看到我們。在美國,總書記的言論,我們的傳媒沒有一天是不能報道的。如果你說出了一句話,又不想美國的傳媒報道,最好就不要說,因為你每一句話,在電視上都能譯成英語。」

赫魯曉夫反駁:「我有點懷疑,我想你保證,我跟你說的每一句話,美國人都聽得到。」尼克遜伸出手來,與赫魯曉夫相握,說他一定能保證。然後,兩人走到一座模型廚房。尼克遜說,在加州的許多家庭,這是常見的一種廚房,尼克遜指一架內嵌牆壁的洗衣機。赫魯曉夫說:「洗衣機嗎?我們蘇聯也有。」

尼克遜說:「這是最新的一種,為了方便家庭主婦,我們的設計是盡量讓主婦使用得舒適。連同這座廚房的房屋,一萬四千美元就買得到。我國的鋼鐵工人正在罷工,但鋼鐵工人能負擔得起這座房子。他們時薪三美元,這座房子可以分期付款,每月只付一百美金,供二十五年到三十年。」

赫魯曉夫不服氣:「蘇聯也有鋼鐵工人,我們的農民也可以花一萬四千美元買一所房子。你們美國的房子不耐用,最多只能住二十年吧,不然,房地產商為甚麼不斷有那麼多新房子推出呢?」

尼克遜解釋,美國房子的耐用期不止二十年之短,而且許多人會不斷換新房子,那就是自由經濟。這時,赫魯曉夫想起差利《摩登時代》窮工人在工廠裏被下令試用一部自動進食機的情節,告訴尼克遜:「你們不是有一種自動進食機嗎?把食物送進嘴巴,然後推掃下去?你這個展覽會,有許多事情都很新鮮,但在生活中卻不需要,只不過是小把戲吧,有甚麼用呢?我們俄國人有一句笑話:如果捉到床上的一隻木蝨子,想殺死牠,是不是要把開水灌進蝨子的耳朵裏呢?」


尼克遜說:「美國人也有一種說法:殺一隻蒼蠅,最好灌牠喝威士忌,但我們不會那樣浪費威士忌的。我不想跟總書記鬥嘴,他明白我的意思。」

赫魯曉夫正色說:「蘇聯人的現實,並不是你們美國人想像的那樣。你以為蘇聯人全是鄉下佬吧,其實蘇聯人生下來就有房子住。生為蘇聯人,就能分配到房子。在美國,沒有錢,只能露宿街頭,然而總統先生卻認為蘇聯人是共產黨的奴隸。」

這段對話,就是著名的「廚房辯論」(Kitchen Debate),是美蘇冷戰時期一首小插曲。尼克遜和赫魯曉夫誰也沒有說服對方,話題從經濟開始,在國際傳媒記者面前,尼克遜不必向赫魯曉夫直銷「人權」和「民主」,而是藉一具電視機展品和一個廚房的模型含蓄地探討了兩種政治制度的優劣。

中國政府請民主派北訪,看見科技中心和汽車工廠,何須「嘩嘩嘩」地以甚麼大鄉里而自嘲?十多年來,他們無法目睹中國的建設進步,不是他們的錯,然而高速度的經濟建設,如果沒有政治體制的現代化,這一切有何意義?正如尼克遜對赫魯曉夫談論彩色電視機:有了彩色顯像管,播映甚麼內容?就在民主派北訪的同時,台灣的一個名嘴在北大演講,他發表的許多「刺激性」的辭句和所謂「敏感內容」,不也是一律刪除嗎?尼克遜說:「有了電視,還要有畫面」,有了洗衣機,還要有一份人性的關懷。普通的鋼鐵工人三美元時薪,可以享用一座現代化的樓房,在珠江三角洲的「經濟建設」,從電腦到汽車,廉價勞工的時薪若干?能不能自己也享受「現代化」的成果?如果不可以,又向何處申訴,原因又是甚麼?

民主派北訪,與中國官員「對話」,雙方本來可以為香港人帶來有點歷史意義的內容,但都交了白卷,此所以尼克遜和赫魯曉夫的「廚房辯論」,成為國際政治學的一個不會磨滅的名詞。
日中兩國是不可能友好的,單是「吃」這一樣,雖然同用筷子,但「口感」的定義不一樣。

日本人的飯菜重包裝,一隻盤子,一格一小碗,分得像亭台樓閣般精細,魚生壽司,骨刺通通先拔出清除,牛柳和豬肉,都不摻半根骨頭,盡量讓客人舒服,追求祥和的口感。日本人進食,沒有魚骨鯁喉窒息而死的個案。

中國的飯菜,尤其在華南,排骨、大蝦、白切雞,通通連骨帶殼上,口感追求原始。中國人享受「過程」,多於「結果」,一盤咕嚕排骨,在嘴邊裏慢慢吮嚼,運用牙齒和舌尖的力學,手捧一雙筷子偶而伸進嘴裏輔助,如此咬拆半天,就可以肉是肉骨是骨的在嘴裏掰開,吐出一截精磨細琢的骨頭來。

西方人去大陸做生意多,早就留意中國飯桌上吃肉吐骨頭的這門功夫口技;鬼佬旅行中國的暢銷手冊,《中國商貿禮儀》(Chinese Business Etiquette)裏介紹:「能吃的,不能吃的,都在嘴裏區分開來」(To separate the edible from the inedible in your mouth)。

許多年前,在飯桌上,看過一個老人家,他沒有牙齒,吃一塊白切雞,他把筷子伸進嘴巴裏搗,然後把手指伸進嘴巴進一步磨絞,同時還可以講笑話。說到好笑的高潮,他率先哈哈大笑,眼泛淚光,嘴裏露出一大團血肉模糊的食物尚吞下,令幼小心靈,深受驚嚇。

連骨帶殼地上菜,有原始的樂趣。中國的飯桌很四海,主人家看客人有沒有盡興,喜不喜歡菜式,會暗中觀察碟子的蝦殼和殘骨有沒有堆得很高。出席中國的宴會,有時比較尷尬,看見鄰座的骨殼已經堆得像香港的望夫山一樣高,像東北的萬人坑一樣深亂,自己眼前才只有三兩根,好像很不給主人面子。

不給面子,是很大罪的。在大陸出席「宴請」,特別是廣東省,飯桌上的骨殼也很容易淪為「政治」—主人家以為你心事重重,不欣賞他家的廚子,你說香港的醫生囑咐,要小心膽固醇,不可以多食海鮮,已經半醉的東道主大笑一聲,還囑咐你回香港之後轉達他對那位醫生的令壽堂的一句貼身的問候。

連中國的領導人訪問香港,也說中港兩地「骨肉相連」,令人想起一碟熱氣騰騰的生炒排骨。以後上菜,可不可以有一點點「改革」,嘗試骨肉不那麼相連,對沒有牙的老人少一點歧視呢?

學學日本菜的Presentation,廚房多僱幾個人拆骨除殼,把「以人為本」的精神,由口腔開始落實,那麼將來日中開戰的危機,或許會減三分的。
中國前政協主席李瑞環出版新書,收輯其多年的公開言論,包括曾經哄動一時的「宜興茶壺論」。李瑞環當年說:宜興的茶壺,用久就有一層茶漬,茶漬之形成經年累月,新沏的茶味與漬同甘,正是茶壺名貴之處,有一個人不識貨,以為茶漬就是「舊」,把漬垢刮掉,打磨一層新髹,反而是毀了茶壺的價值。

李瑞環的譬喻,是在中國收回香港主權之前的過渡期說的。當時親中「愛國」氣燄甚盛,大有「英國管治香港有甚麼了不起」的民族豪情,準備「當家作主」之後大幹一場,把英治的色彩鏟抹一清。李瑞環反而清醒,發出警告,英國的管治令香港成為經濟奇蹟,你如果不懂,就別亂來。

可惜李某低估了親中派一旦「當家作主」就要拆這樣、改那樁的小農式情緒亢奮,董建華上台,在親中派推擁之下,要大展拳腳,對於英方留下的東西,包括公務員,俱視為疑神疑鬼的「地雷」:「母語教學」、拆卸市政局、「八萬五」、加速香港的「中國大陸化」,結果焦頭爛額。

民族豪情,經不起「歷史考驗」,灰頭土臉一身騷下了台,胡錦濤和曾慶紅反而重用「港英餘孽」這層漬垢,然而壺中的一把茶漬——一幫當日「挺董」,今天依然「愛國」的「鼓掌專業部隊」,卻「全體留用」,中方即使再沖一壺開水,茶葉漬卻是八年來浸泡多回的三四手,即使有一層紫砂茶漬,這壺茶又豈能入口?

董建華展開「茶壺刮漬大行動」,公開藐視李瑞環的「忠言」,這也難怪,因為李瑞環做不了總書記,跟紅頂白,人之常情。茶漬一層層的刮,再刮下去,不止港英餘孽公務員要清洗,連高院上訴庭的大法官也是受彭定康遙控的英國底,再刮下去,連英式的法治也「不符中國國情」;廉政公署也是港英餘孽的指揮部,一一在整刮之列。直到胡溫出山,喝一聲「住手」,曾蔭權佩戴英國爵士勳銜上位了,「紫砂茶壺刮漬大行動」才暫時罷休。

今天紀念「李瑞環關於宜興茶壺講話」發表若干周年,看看香港這隻破茶壺,一泡爛茶漬,叫人怎忍得住笑?